白露的指节抵在雕花木门上时，指腹蹭过门框积灰的凹槽。这扇门她摸了三十年，从少女时偷藏情书的紧张，到后来独守空房的麻木，木纹里嵌着的何止是灰，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此刻从门缝里渗出来的霉味，黏在皮肤上甩不掉。
白女士，我们需要再看一眼书房。穿制服的年轻警员站在廊下，白手套攥着的证物袋晃出冷光。白露点点头，推门的瞬间，挂在门后的风铃突然叮当作响——那是儿子十岁时用贝壳串的，他说要像海边的灯塔一样，让晚归的人能找到家。可现在，这声音倒像是谁在暗处催她，每一声都敲在太阳穴上。
书房的檀木书桌被翻得乱七八糟，抽屉垂在半空，露出里面泛黄的相册。白露的目光扫过最上面那张合影：她穿着藕荷色旗袍，莫鸿站在她身侧，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弯成月牙，手里捏着刚领到的结婚证。那时他总说她的名字好，白露为霜，是《诗经》里最干净的句子。
找到了！另一个警员的声音刺破回忆。证物袋里躺着的信封边缘已经发脆，上面是莫鸿的字迹，钢笔尖划过纸面时用力太猛，白露亲启露字最后一笔划破了纸。白露的视线突然模糊，想起三十年前他给她写的第一封情书，也是这样的笔迹，只是那时的纸是香的，字里行间都缠着红绳。
年轻警员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抽出信纸。米白色的稿纸上，莫鸿的字迹像疯长的藤蔓，爬得满纸都是：白露，九月初三是你生日，去年此时你说想吃城南的桂花糕。可现在我必须提醒你，会计室的账册我已复印三份，若你仍执迷不悟，下周一晨会，这些东西就会出现在所有人的办公桌上。你该记得，1998年那笔赈灾款，是谁帮你填平的窟窿，又是谁替你在审计报告上签的字。别逼我，也别逼你自己。
信纸右下角的日期是三天前，墨迹边缘微微发蓝，显然是用钢笔反复洇染过。白露的指甲掐进掌心，血腥味在舌尖炸开——1998年的夏天，洪水漫过堤岸时，她正跪在医院的缴费处，丈夫的病危通知像一片烂叶子飘在她面前。是莫鸿抱着一摞账册冲进办公室，眼镜滑到鼻尖上也顾不上扶，只说：先救姐夫，账的事我来想办法。
那时的莫鸿，还是个刚从学校毕业的愣头青，白衬衫的袖口总卷到肘部，露出小臂上淡青色的血管。他替她跑银行，替她跟审计员赔笑脸，甚至在她守在IcU外昏昏欲睡时，默默在她怀里塞了个暖水袋。后来丈夫还是走了，莫鸿在葬礼上站在最后一排，黑西装的领口歪着，像个被雨淋湿的孩子。
白女士？警员的声音把她拽回现实。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信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像极了那年IcU窗外的树影。白露突然想起莫鸿出事前一天，他来家里送文件，临走时突然转身，说：姐，我最近总梦见1998年的洪水，浪头里好像有个人在招手。她当时只当他是工作太累，还笑着递给他一罐茶叶：喝这个安神。
证物袋被小心地放进箱子，发出轻微的碰撞声。白露的目光落在书桌角落，那里有个缺了口的搪瓷杯，是莫鸿当年用的。杯身上印着的为人民服务早已磨得看不清，可她总记得，他用这杯子泡过最便宜的茉莉花茶，茶梗在水里浮浮沉沉，像极了他后来忽明忽暗的眼神。
年轻警员在做笔录，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让白露心慌。她想起莫鸿最后一次给她打电话，背景里有火车鸣笛的声音。他的声音带着哭腔，那笔钱我查到了，不是你想的那样。她当时正忙着给儿子收拾行李，不耐烦地打断他：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提它做什么。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她以为信号断了，才听见一声极轻的。
现在想来，那声里藏着多少话啊。就像莫鸿总爱在她面前晃悠的那支钢笔，笔帽上刻着极小的字，他说这是父亲留给他的遗物。可直到昨天，警员在他书房的保险柜里找到另一支一模一样的钢笔时，白露才突然明白——1998年的账册上，那个模仿她笔迹的签名，尾勾处总有个极细微的弧度，和这支钢笔写出的字，一模一样。
走廊里的风铃又响了，这次白露听得真切，像极了莫鸿走的那天，火车站台上的风铃声。她突然想起他留给她的那本《诗经》，扉页上有他用铅笔写的小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时她只当是少年人的玩笑，现在才懂，有些话藏了三十年，终究还是会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