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轻轻卷起，声音平静得可怕，“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石头，远比竹简更会说话。”
我没有去嬴政面前哭诉，也没有上书弹劾太史令。
那太被动了。
我要的，不是修正一部史书，而是夺下修史的权力，建立新的规则。
次日，我以稷下学宫大司成的名义，下达了一道席卷十三学舍的政令：联合编纂《寰宇实录》。
我为其立下五大支柱，作为全书纲领：
其一，实测山川。
所有山川地理，必须有工科坊舆地科的实测数据，附上地形沙盘图。
其二，万民问答。
所有风土人情，必须有巡行院学子深入地方采集的民谣、访谈记录。
其三，域外献图。
所有域外邦国，必须附上其使节或商贾亲手绘制并献上的地图、物产清单。
其四，考古碑铭。
所有古代事迹，必须有出土的碑刻、器物、铭文作为佐证，附上拓片与勘验报告。
其五，信使日志。
所有对外交通，必须引用信风使团在途中的亲笔日志，记录每日所见所闻。
每一件事，必注明出处；每一条论断，皆可溯源。
消息传出，整个咸阳学界为之震动。
我更是亲笔为《寰宇实录》写下序言：“史者，非独记胜败兴亡，亦载格物致知，人心所向；非止颂君王功业，更录庶民之智，万邦之貌。”
最惊世骇俗的，是我在每一卷的卷首，都设立了一个名为“姜氏按语”的栏目，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史料进行分析、点评、勘误。
“妇人干史，点评古今，成何体统！乱了天下的纲常！”一名老儒在稷下学宫门前顿足捶胸，痛斥我的离经叛道。
我隔着窗棂看着这一幕，唇边泛起一丝冷峭的笑意。
他骂得对，我就是要乱了这“纲常”，这才是计划的第一步。
三日后，我以《寰宇实录》初稿编成、需请陛下斧正为由，请嬴政巡幸稷下学宫。
学宫最大的讲堂内，百官随行。
我没有安排歌舞，只在讲堂中央设了两张长案。
左边，是太史令那部金科玉律般的《秦记》；右边，则是我们刚刚赶制出的《寰宇实录》初稿。
“陛下，诸位大人，”我扬声道，“今日不谈经义，只做对勘。”
我命一名巡行院的优等生上前，正是轲生。
“请宣《秦记·西域考》。”
轲生朗声念道：“西境之外，民生凋敝，鲜有城郭，唯风沙漫漫，鸟兽绝迹。”
“停。”我抬手，转向右侧长案，那里早已铺开了数样物证。
“请展示《寰宇实录·乌垒考》。”
另一名学生立刻上前，先呈上一副由乌垒部落首领亲手绘制的、献给大秦皇帝的羊皮地图，上面用朱砂清晰标注了水源、绿洲与部落驻地——皮革温润，带着边疆牧民手掌的汗渍与烟火气，指尖摩挲其上，仿佛能触到戈壁深处那一口清泉的凉意。
接着，他又高高举起一封用粟特文写就的求水信，信纸薄脆泛黄，边缘微卷，隐约还能嗅到一丝干燥的沙尘气息；翻译诵读之时，那恳切语气如风穿耳，令人恍若置身干旱焦土。
最后，他展开了那张惊动朝野的敦煌双语碑拓片——墨迹沉实，石纹隐现，灯光下可见拓工精心拍打留下的细密凹痕，那是无数个夜晚伏案劳作的印记。
图文并茂，铁证如山。
左边的“风沙漫漫”，在右边的地图、信件、石碑面前，显得如此可笑而苍白。
大殿内鸦雀无声，唯有烛火轻微噼啪作响，光影摇曳间，仿佛连时间也被钉住了。
我正欲下令继续宣读，忽见后排一名戴帻学子猛地站起，似要发言，却被身旁老者一把拽回，低语数句，面色铁青。
那青年低头坐下，拳头紧握，再未抬头。
嬴政缓缓走下台阶，踱步于两案之间，目光在那些冰冷的文字和火热的实证上来回逡巡。
良久，他忽然停步，看向垂手立在一旁的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