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岚跟着村支书老滚走进寨子深处。岜沙苗寨依山而建，家家户户的吊脚楼错落有致，屋顶覆盖着厚厚的茅草，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玉米和辣椒，透着几分生活气息。可寨子里太安静了，听不到年轻人的说笑声，只有老人的咳嗽声和孩子的哭闹声偶尔传来。走到一处晒谷场，李泽岚看到一群孩子在玩耍，大多五六岁到十二三岁不等，穿着不合身的衣服，有的衣服袖子太长，拖到了地上，有的裤子太短，露出脚踝。几个年纪小的孩子，甚至还光着脚，在粗糙的石板地上跑来跑去，脚底沾满了泥土。
晒谷场的角落，一个小男孩正蹲在地上，用树枝在泥土上画画。李泽岚走过去，看到他画的是一栋歪歪扭扭的高楼，楼顶上画着一个太阳，旁边还用树枝写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字——“爸爸”。小男孩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带着几道污渍，穿着一件明显是大人改小的外套，袖口磨得发亮。
“这是小石头，大名滚石生。”村支书老滚介绍道，“他爸爸在深圳的工地上扎钢筋，妈妈在附近的电子厂组装零件，两年前回来过一次，之后就没再回来。小石头跟着奶奶过，奶奶眼睛不好，看不清东西，平时都是小石头自己照顾自己。”
李泽岚蹲在小石头身边，看着他认真画画的样子，轻声问：“小石头，想爸爸吗？”
小石头手里的树枝顿了一下，慢慢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像刚哭过。他点了点头，声音带着哽咽：“想。爸爸走的时候说，等我考了一百分，就回来给我买玩具车，还带我去公园玩。上次期末考试，我考了九十八分，老师说我是全班第一，可爸爸还是没回来。”他说着，低下头，用袖子擦了擦眼睛，树枝在“爸爸”两个字上反复涂抹，把字迹都涂模糊了。
李泽岚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闷得发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想起自己小时候，父亲在外地的地质队工作，一年只能回来一次。那时候，他也常常像小石头这样，在村口的大树下等父亲，看到有汽车开过，就跑过去看，以为父亲会从车上下来。那种满心期盼，最后却只剩失落的心情，他太懂了。
当天下午，调研小组在寨子里的村委会开座谈会。村委会是一间简陋的平房，墙壁上刷着“脱贫攻坚”的标语，屋里摆着几张长条木桌，十几位留守老人和妇女坐在桌旁，大多面色黝黑，神情拘谨。李泽岚和调研小组的成员们坐在对面，老杨负责翻译——有些老人只会说苗语，听不懂普通话。
“李科长，俺们没啥别的要求，就想让孩子上学近点。”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手里攥着一块手帕，声音颤抖着说，“俺家孙子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跟着其他孩子一起走山路去上学，来回要四个小时。下雨天路滑，摔倒是常事，上次孙子摔得膝盖都流血了，还不敢说，怕俺担心。要是能在寨子里办个小学，哪怕只有一两个老师，也比让孩子跑这么远的路强啊。”
“还有看病的事，也难。”一个中年妇女接过话头，她的丈夫在浙江打工，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和婆婆生活，“寨子里的村医就会看个感冒发烧，开点止疼药。上次俺婆婆胃疼得厉害，村医说治不了，要去县城的医院。俺们凌晨三点就起床，背着婆婆走了三个小时山路，才到镇上坐上汽车，到县城医院的时候，都快中午了。要是路上再出点啥意外，俺都不敢想。”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话语里满是无奈和期盼。有人说，地里的庄稼熟了，老人力气小，收不动，只能眼睁睁看着一部分粮食烂在地里；有人说，孩子的衣服都是捡别人穿剩下的，想买件新衣服，还要等在外打工的儿女寄钱回来；还有人说，寨子里的年轻人出去打工，有的被骗去搞传销，有的受伤了没人管，回来后只能在家靠低保过日子。
一个叫吴阿婆的老人，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她今年七十多岁，儿子在浙江的家具厂打工，去年操作机器时不小心摔断了腿，工头只给了两千块钱就不管了。儿子拄着拐杖回到寨子里，家里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孙女上学要交学费，吴阿婆没办法，只能把家里养了两年的猪卖掉。“现在孙女说，不想上学了，想跟同村的姐姐一起出去打工，挣钱给爸爸治病。”吴阿婆抹着眼泪，声音哽咽，“俺劝她，说上学才有出路，可她不听，说上学要花钱，还不如早点挣钱。俺这心里，难受啊。”
李泽岚一边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