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产生一定影响。”
八十万！虽然比之前张口的两百万少了很多，但对小满来说，依旧是天文数字！而且，谅解书？那个恨她入骨、当众骂她“杀人犯女儿”的张红梅，竟然愿意谈谅解？
“她…为什么？”小满喃喃地问。
“压力。”王律师叹了口气，“舆论压力是一把双刃剑。你们‘记忆港湾’的声明和基金会的态度很明确，公众的讨论也并非一边倒。很多理性的声音开始关注她父亲当年的遭遇，也质疑她索要巨额赔偿的动机和方式。加上警方找到了新证人，案件即将开庭，她可能也意识到，一味闹下去，对她争取合理的权益未必有利。这份《意向书》，是她背后律师权衡后的策略。”
小满看着那份意向书草稿，感觉重若千斤。八十万，是父亲可能获得稍轻判决的一线希望，也是张红梅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但这笔钱，她要去哪里筹？
就在这时，她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陈姐发来的信息，只有一张截图和一个简短说明：
「小满，看邮箱！基金会刚转来的！有匿名捐赠人指定捐给“记忆向日葵”项目，用于支持核心发起人应对“因项目产生的不可预见的个人困境”！金额：八十万整！要求绝对保密！」
小满的大脑一片空白！八十万！匿名捐赠！指定用于她的“个人困境”！
是巧合？还是…某种她不敢深究的、来自更高处的安排？是基金会的暗中操作？还是某个被她的故事和项目打动、又不愿露面的善心人？
巨大的震惊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让她几乎站立不稳。她扶着门框，目光再次投向院子里那片生机勃勃的向日葵。它们在阳光下舒展着枝叶，金黄色的花蕾已经隐约可见，含苞待放。
命运，竟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将两条看似绝望的绳索，同时抛到了她的面前。
时间在焦灼的等待和精心的筹备中飞逝。小满卖掉了母亲留下的一些首饰，加上自己所有的积蓄，勉强凑了十万块。那笔神秘的八十万匿名捐款，在律师的见证下，作为“林家筹集的赔偿金”，连同她的十万块，按照法律程序，汇入了法院指定的监管账户，专门用于对张红梅一家的赔偿。这笔钱的存在，只有小满、陈姐（作为项目接收方代表知晓捐款用途变更）、王律师和法院知晓。
开庭那天，天空阴沉。小满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戴着口罩和帽子，像一个隐形的幽灵。她看着父亲林建国穿着囚服，拖着那条冰冷的假肢，在法警的押解下，艰难地走进被告席。他比上次探视时更加苍老佝偻，眼神浑浊，但当法官询问是否认罪时，他抬起头，用尽全身力气，嘶哑却清晰地回答：“我认罪！我对不起李建国大哥！对不起他的家人！我罪该万死！”
在检察官的讯问和律师的引导下，他断断续续、痛苦万分地回忆了那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惨烈事故，承认了自己疲劳驾驶的过错和因恐惧、绝望而选择逃逸的懦弱。说到动情处，他老泪纵横，几度哽咽失声。新证人的证言也印证了他的供述。当检察官最后宣读了部分母亲陈桂兰笔记本中关于“害怕遗忘女儿”、“怕成为负担”的内容时，法庭上陷入一片沉寂，连法官也为之动容。这些文字，与林建国肇事逃逸的罪行无关，却无比深刻地勾勒出一个被丈夫抛弃、独自抚养女儿、最终又被病魔夺走的普通女性的坚韧与悲哀，也侧面映衬了林建国缺席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无法弥补的伤痛。
张红梅坐在原告席上，全程紧绷着脸，眼神复杂地看着那个在被告席上痛哭忏悔的老人。当法官最终宣布，鉴于被告认罪悔罪态度诚恳，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并取得（意向性）谅解，结合其身体状况（严重残疾），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时，她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咬着嘴唇，猛地站起身，第一个冲出了法庭，没有再看林建国一眼，也没有看旁听席上的小满。
宣判结束。法警上前带走林建国。他艰难地转过身，浑浊的目光在旁听席上搜寻，最后定格在角落那个戴着口罩帽子的身影上。他的嘴唇剧烈地颤抖着，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对着小满的方向，深深地、深深地鞠了一躬，花白的头颅几乎要碰到膝盖。然后，他拖着那条沉重的假肢，蹒跚地、头也不回地走向了那条通往监牢的走廊，背影充满了无尽的悲凉和一种奇异的、尘埃落定的平静。
小满坐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