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城的夏天总是来得迅猛而热烈。老樟树的浓荫下，苏北正在翻阅一份特殊的企划书。纸张在手中沙沙作响，如同树梢的风声。这是一份由“北翼学子”自发提出的“反哺乡村教师计划”——最早一批受助学生中，已有二十七人选择回到家乡或偏远地区任教，他们希望形成一个互助网络，共享教学资源，彼此支持。
“李想发起的，”张翼在一旁轻声说，“就是那个当年你说‘眼神里有火’的男孩。”
苏北记得。十五年前，在贵州山区的走访中，他遇到一个因为父亲矿难去世、差点辍学的少年。那孩子蹲在自家土房门口，用树枝在地上划着数学公式，眼神倔强得像要烧穿什么。苏北蹲下身，看了半天那些公式，说：“你解得不对，但思路很有意思。”
后来，李想成了那个村寨第一个大学生，北师大数学系。去年毕业时，他拒绝了省城重点中学的offer，回到家乡县城中学任教。企划书里，他写道：“苏老师，您当年说，教育不是把水桶填满，而是把火点燃。现在，我想回去点燃更多的火，但一个人的火把容易被风吹灭。我们需要连成一片火海。”
苏北的手指停在最后那句话上，久久没有翻页。
“你在担心什么？”张翼问。她总能察觉到他平静外表下的波澜。
“担心他们太理想主义，”苏北放下企划书，望向树影间洒落的光斑，“基层教育的复杂程度，不是有热情就能解决的。工资待遇、职称晋升、家长观念、行政压力……这些火把，可能还没连成火海，就被现实的雨浇灭了。”
“所以你当年做基金时，就没有理想主义吗？”张翼微笑。
苏北怔了怔，随即苦笑：“不一样。我那时候……更多是凭着一种不甘和愤怒在往前走。愤怒于为什么有些人生来就要面对那么多障碍，不甘于为什么我不能做点什么改变这种不公平。”
“那现在呢？”
现在。苏北沉默着。现在他四十二岁，基金步入第十一个年头，公司运作平稳，生活安定。那些曾经灼烧他的不甘和愤怒，早已沉淀为更深沉的东西。他仍然会为某个孩子因贫困失学而心痛，但更多时候，他在思考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他仍然会为公益路上的阻碍而皱眉，但学会了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寻找迂回路径。
“现在，”他终于开口，“我更怕因为自己的谨慎，掐灭了那些年轻人眼里的光。”
张翼轻轻握住他的手。她的手依然纤细，掌心却有长期劳作留下的薄茧——那是无数次整理物资、搬运书籍、与孩子们一起做手工留下的印记。
“记得我们第一次去云南项目点，遇到的那个傈僳族老教师吗？”她忽然说。
苏北点头。那是一位在山区教书四十年的老人，学校只有他一个老师，三个年级的孩子挤在一间土坯房里。分别时，老人用生硬的普通话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最骄傲的不是教出几个大学生，是让这里的娃娃们知道，山外面还有更大的世界。现在我的眼睛花了，腿脚也不利索了，但看着你们来，我就放心了——火把传下去了。”
“火把传下去了。”张翼重复着这句话，眼神清澈，“苏北，我们不可能永远举着火把走在最前面。是时候学会跟在后面，看着年轻人们怎么照亮他们自己的路了。”
那天下午，苏北在基金办公室召开了特别会议。李想和其他几位提出企划的年轻教师通过视频连线参与。会议持续了三个小时，苏北没有像以往那样直接给出方案，而是不断提问：
“如果当地教育局不批准你们的教研联盟，备用计划是什么？”
“当有教师因为待遇问题想要离开时，你们准备如何挽留？”
“你们设计的线上共享课程，考虑过山区网络不稳定的情况吗？”
问题尖锐而务实，屏幕那端的年轻人们有些紧张，但眼睛越来越亮。他们开始激烈讨论，补充细节，争辩取舍。苏北渐渐不再说话，只是听着，偶尔在笔记本上记下什么。
会议结束时，李想说：“苏老师，谢谢您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这些问题，我们会在实践中一一找到答案。”
苏北看着屏幕上那张已经褪去青涩、却依然带着当年那股倔劲的脸，忽然笑了：“那就去做吧。基金提供启动资金和资源对接，但具体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