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你们的事。每季度提交进展报告，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随时找我——但记住，找我之前，先问自己三遍：真的尽力了吗？”
挂断视频，办公室里安静下来。夕阳透过百叶窗，在桌上划出一道道金色条纹。苏北靠在椅背上，感到一种久违的轻松——不是卸下担子的轻松，而是看到担子被更多坚实的肩膀扛起时的欣慰。
张翼推门进来，端着一杯刚泡好的茶，茉莉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
“你刚才的表情，”她把茶杯放在桌上，“很像当年老校长看着你组建第一个助学小组时的样子。”
苏北端起茶杯，热气氤氲中，记忆翻涌。是啊，二十多年前，当他战战兢兢地向老校长提出想帮助更贫困的同学时，那位总是严肃的老人，眼中闪过的就是这种光芒——担忧、期待、欣慰交织的复杂光芒。原来在教育的漫长链条上，每个人都会从接棒者变成交棒者，从被点燃的火把变成传递火种的人。
“基金会这边，”张翼在他对面坐下，“我打算逐步调整架构。让更多‘北翼学子’进入决策层，特别是那些已经工作多年、在各个领域有所建树的人。我们需要新鲜的视角，也需要他们对基层真实需求的敏锐感知。”
苏北点头。这是他们讨论过多次的方向。基金发展到今天，如果还完全依赖他们两人的判断，反而会成为一种局限。
“但这样一来，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控制权，”张翼直视着他，“有些决策，我们可能不认同。有些尝试，可能会失败。你准备好了吗？”
这个问题，让苏北陷入了更深的沉默。
他想起公司初创期的一次重大失误。因为过于相信某个合作方的承诺，导致一个重要的乡村图书馆项目差点夭折。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善意如果没有智慧的约束，反而可能造成伤害。从那以后，他对基金的每一个项目都保持着近乎严苛的审慎。
可现在，张翼问的是：你准备好放手了吗？准备好允许年轻人在试错中成长，哪怕那些错误可能会让基金付出代价？
窗外的樟城华灯初上，车流如织。这座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就像基金帮扶过的成千上万个生命，每个人都在变化、成长、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你知道吗，”苏北忽然说，“我最近经常做一个梦。梦里我还是那个躲在樟树后的小男孩，但树前弹钢琴的人，变成了许多不同的面孔——有小芳，有李想，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孩子。他们弹着不同的曲子，有的生涩，有的流畅，但每一首都很美。”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变得更轻：“然后我发现自己不是在树后偷听，我变成了那棵樟树。我的根扎得很深，枝叶伸展开来，为所有弹琴的人遮阴。”
张翼静静听着，眼中泛起温柔的水光。
“所以，是的，”苏北看向她，眼神坚定而平和，“我准备好了。该从弹琴的人，变成那棵让更多人可以安心弹琴的树了。”
那一刻，办公室里的时光仿佛凝固了。两个相识近三十年的人，在渐浓的暮色中对望，都看到了彼此眼中那个曾经青涩的自己，也看到了这些岁月如何在对方身上沉淀下无法磨灭的光华。
接下来的几个月，变化悄然发生。
基金理事会新增了五位“北翼学子”代表，平均年龄二十八岁。第一次理事会上，年轻人们提出的大胆提案让几位元老级理事直皱眉头——他们想尝试用短视频和直播推广乡村阅读，想与科技公司合作开发适配山区网络的在线学习平台，甚至想设立一个小额创业基金，支持那些想留在乡村发展的年轻人。
激烈的讨论持续到深夜。苏北大多数时候沉默地听着，只在双方僵持不下时，提几个关键问题引导思考。最终，五个提案通过了三个，两个被要求补充方案后再议。
散会后，最年轻的理事、二十五岁的苗族女孩杨秀拉住苏北，眼睛亮晶晶的：“苏老师，我以为您会反对直播那个提案。很多人觉得这不严肃。”
苏北笑了：“我年轻时，也有人觉得助学基金不严肃——‘不好好做生意，搞这些虚的’。但你看，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他环顾会议室，“严肃与否，不是看形式，是看是否真正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至于直播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你们需要证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