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将烟蒂随手弹向桥下。
那点红光划出一道短暂的弧线，便被黑暗吞噬。
然后，她从牛仔夹克的口袋里摸出一个皱巴巴的烟盒，抽出一支递向我。
烟盒是那种在街角便利店随处可见的牌子，包装简陋，烟草的味道很冲。
“来一根？”
“不必了，谢谢。”
我礼貌地拒绝，微微颔首，“比起烟草的辛辣，我个人更偏爱雪茄的醇厚。当然，那也是几十年前的旧习了，早已戒断。”
说着，我从西装内袋里取出一个精致的银色烟盒。
打开，里面整齐地排列着几支细长的、一看就价格不菲的女士香烟——这是我偶尔用来应酬或作为礼品准备的。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推荐这个。口感会更柔和一些，对喉咙也更友好。”
她瞥了一眼那银盒里精致的烟支，嗤笑了一声，摇了摇头，将自己那支廉价卷烟重新点燃，深深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吐出。
烟雾在她年轻的脸庞前弥漫、散开。
让她那天使般的面容带上了一层朦胧而颓废的美感。
“那个劲儿不够大，”她含糊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与年龄不符的沧桑，“压不住心里的事儿。”
她转过身，背对着我，双手撑在冰冷的、布满锈迹的铁栏杆上。
眺望着远处河对岸星星点点的灯火，以及更远处城市模糊的光晕。
“心事？”
我饶有兴致地重复了一遍。
以我的经验，这个年纪的凡人女孩，所谓的心事，大多围绕着学业的压力、懵懂的爱恋、或是与朋友间无伤大雅的争执。
像她这样，深更半夜独自一人出现在这种荒僻之地，还满口“抛尸”、“心事”的，实在罕见。
她没有回头，只是耸了耸肩，声音闷闷地传来：“你不懂。”
“你不讲出来，自然没人会懂。”
我走上前几步，与她并肩而立，同样将目光投向远方。
河水在脚下奔流不息，发出沉闷的咆哮，像是时间本身永不停歇的脚步声。
她沉默了片刻，似乎在犹豫，又或者是在组织语言。
最终，她又吸了一口烟，将烟蒂精准地弹入下方奔腾的河水中。
“好吧，”她转过头，看向我，月光下，她那双浅蓝色的眼眸清澈得，却又深不见底，“如果你真想听一个倒霉蛋的故事。”
于是，她开始讲述。
她的语速不快，语气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
但偶尔微微颤抖的指尖和眼底一闪而过的寒光，还是暴露了她内心的波澜。
她的故事并不算特别新奇。
至少在我漫长的生命中，类似的人性悲剧已上演过无数次。
变换的只是舞台和演员。
她是一位年迈富豪的独生女，母亲身体孱弱，精神状态也时好时坏，几乎将所有信任都寄托在两个人身上——一位是相伴多年的家庭律师，另一位则是负责她健康的主治医生。
“那位律师，叫马尔科姆，”她提到这个名字时，声音里带着厌恶，像是在谈论某种令人作呕的爬虫，“总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穿着昂贵的西装，说话引经据典，我母亲总说他像个真正的绅士。”
“还有那个医生，贝克医生，”她顿了顿，“他看起来总是那么和蔼可亲，每次来家里检查，都会给我带糖果，即使我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
他说我母亲需要静养，不能被打扰，不能处理复杂的事情。”
然而，这两位看似忠诚可靠的“守护者”，却早已暗中勾结，觊觎着她母亲庞大的财产。
医生利用职务之便，不断向法院和相关机构提交报告，夸大甚至捏造她母亲认知能力下降的“证据”，声称她已无法管理自己的财务和生活。
律师则拿着这些“专业”的医学报告，以“保护委托人利益”、“确保她得到最好照顾”为名，向法院申请成为老人的法定财产监护人。
“我当时……还很蠢，”她自嘲地笑了笑，笑容里却带着苦涩，“马尔科姆告诉我，这是唯一能保护妈妈财产不被那些别有用心的远房亲戚觊觎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