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深秋，寒意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也更刺骨。
对于地处淮河南岸的古城来说，这份寒意并非仅仅来自季节的更迭，更多的是源于长江下游不断传来的战报。
彼时，南京尚未沦陷，但淞沪会战的硝烟早已弥漫到这座千年古城的每一个角落，恐慌如同瘟疫般悄然蔓延。
陈孝斌告别英子一家后，踏上了去县城的路。
渴了，他就在小路边的池塘里捧一口清凉的水喝；饿了，就啃两口英子妈烙的饼。
路上，逃难的人有增无减。
随着逃难人流，他竟看到了这样一幕：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怀抱个男婴，左右胳膊上各挎着一个包袱，蹒跚着脚步疲惫地向前走着。
她的身后有一个七、八岁的女孩，边走边哭，那女孩极力地伸出右手，想要抓住娘的衣角，可几次都抓空了，显然，逃难的孩子已没力气了，想要靠娘的夜角拉着，让脚步能够跟娘。
女孩哭着，喊着娘，那声音越来越大，以致于撕心裂肺。
陈孝斌想，“孩子的爹呢？娘为什么不等等孩子？”
还没等他想完，只听“扑通”
一声，那声音仿佛是一块巨石落入水中，随后那女孩哭声也停止了。
周围的人被吓得愣住了，因为路边就有个小池塘，而那落水之人不是旁人，正是那哭喊的孩子。
而让她落水的正是她的娘，是她娘用脚把她踹下水的。
周围的人看得很明白。
陈孝斌和两个中年男子准备下水救人，不料被她母亲阻止了。
那中年妇女带着哭腔：“大家都别救，求你们了，现在兵慌马乱，我自己都不知道能活多久，哪还能多养一个孩子。”
她的脸水满是水，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
她娘都这样说了，大家也只好作罢，继续向北，各自逃难去了。
陈孝斌的心里难受极了，是啊！
这年头，人们个生死难料，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
太阳渐渐退去了光华，慢慢西沉。
西边际的彩霞红中透着紫，紫中泛着金黄，染了半边天，逃难的人流都被渡上了五彩的颜色。
前面就是县城了，往日里，寿县城墙下的石板路总是车水马龙，四乡八镇的农人、商贩挑着担子、推着独轮车，在城门洞里穿梭，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
而今，这份有韵律的节奏被一种沉重的喧嚣所取代，喊声、孩子的啼哭声、车马的嘶鸣声交织在一起，乱作一团。
人们的眼神中充满了不安与焦虑。
起初，只是零星几个从上海、苏州、南京一带侥幸逃出的学生和商人，他们衣衫褴褛，面带菜色，向守城的士兵和围观的民众诉说着日军的残暴和战争的惨烈。
很快，逃难的人流便如潮水般涌来，城门附近，挤满了想要进城的难民，他们拖家带口，肩挑背扛，带着简单的行囊，涌向县城，希望这座有着坚固城墙的古城能成为暂时的庇护所。
守城的军警虽尽力维持秩序，但面对这汹涌的人潮，也显得力不从心。
城墙上的士兵，眼神警惕地望着远方，手中的步枪握得更紧了。
每一个从东边逃难而来的难民，带来的消息都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本就惶恐不安的人心湖面，激起层层涟漪。
城门“吱呀——呀——”
地缓缓向内开启，沉重的门轴出不堪重负的呻吟，仿佛一头苍老的巨兽终于松开了紧咬的牙关。
刹那间，门外那片压抑了许久的人潮，如同决堤的洪水，带着一股混杂着尘土、汗臭与绝望的气息，汹涌而入。
起初人流是试探性的涌动，紧接着便是彻底的爆。
男女老少，拖家带口，汇成一股浑浊的洪流。
他们衣衫褴褛，大多是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衣裳，许多人的衣服已经撕裂，沾满了泥浆和不明污渍。
枯黄的头、肮脏的脸颊上，一双双眼睛却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有劫后余生的庆幸，有对未知前路的迷茫，更有对“城内”
这两个字所抱有的最后一丝微弱希望。
茶馆酒肆里，往日高谈阔论的食客们，此刻聚集在一起，谈论的不再是生意经或家长里短，而是“东洋鬼子打到哪里了？”
“上海守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