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后的北京，胡同里的洋槐落尽了叶，自行车铃的叮当声混着国营商店的吆喝，撞得赵卫东有些恍惚。他拎着塞得满满当当的帆布包，站在阔别七年的家门口，看着斑驳的院门，竟一时不敢抬手敲门——身后是城市的喧嚣，眼前是日思夜想的家，可心里空落落的，总像少了点什么，那是雁归村清晨的机鸣声，是梯田里带着麦香的风，是村民们喊他“赵哥”的热乎气。
母亲开门时，眼泪瞬间涌了出来，摸着他糙得结了茧的手，一遍遍念叨“瘦了、黑了”，可赵卫东的目光，却落在院里墙角堆着的旧农具上。晚饭时，母亲说着给他找农机厂工作的事，他却心不在焉，扒拉着米饭，想起李阳临走前攥着扳手的模样，想起雁归村那台还没调试完的履带式播种机，连夜翻出纸笔，把自己琢磨的农机改装细节写了满满三页纸，标注着“窄行距适配调整”“防滑履带养护要点”，末了又怕李阳看不透，特意画了简易的示意图。
另一边，林晓燕回到上海的弄堂，推开自家逼仄的小屋，父母早已备好了她爱吃的阳春面，可她却盯着桌角的空搪瓷缸发愣——那缸子还在雁归，印着“农业学大寨”的红字，里面总盛着张大爷给的酸枣水。第二天，她去街道办报到，路过国营农资店时，脚步忍不住停住，盯着货架上的育种手册看了半晌，想起雁归的育苗棚，想起李婶分不清抗寒5号幼苗时着急的模样，转身回了家，从行囊里翻出那本装订好的育种笔记，开始写第一封寄往雁归的信。
信纸上的字迹一笔一划，先是问了张大爷的腰疾，问了育苗棚的苗情，再细细写着城里农资店看到的新育种方法：“抗寒5号的苗期追肥，可尝试用腐熟的豆饼水替代部分化肥，既能提肥效，又不伤新田土壤……”写着写着，眼泪滴在纸页上，晕开了“雁归村”三个字，她想起和刘红梅一起蹲在苗床旁的清晨，想起小石头画的那幅梯田，那些在雁归的日子，竟比上海的弄堂更像家。
而千里之外的雁归村，没有了知青的身影，却没停下学大寨的脚步。李阳带着农机队的小伙子们，踩着清晨的霜露调试新播种机，手里攥着赵卫东留下的扳手，照着他写的手册，一点点调整履带宽度：“赵哥说的没错，45厘米的行距，新田的苗才不会挤。”试机时，履带稳稳碾过新田的土壤，没有打滑，没有陷车，小伙子们欢呼起来，李阳望着农机棚的方向，仿佛还能看到赵卫东挽着袖子调试机器的模样，心里默念：赵哥，你教的东西，俺们没忘。
育苗棚里，李婶戴着林晓燕送的粗线手套，按着笔记上的标注检查幼苗：叶鞘淡紫色，侧根三条以上，是壮实的抗寒5号苗。她把弱苗小心剔出来，嘴里念叨着：“晓燕丫头写的就是准，这苗要是没她教的法子，怕是又要出不少弱株。”小石头蹲在一旁，拿着铅笔在纸上画育苗棚，嘴里数着：“一株、两株……林姐姐说，数清苗数，才能知道每亩能产多少粮。”
晚秋路过育苗棚，看着忙碌的李婶和小石头，拿起林晓燕留下的育种笔记翻了翻，扉页上的字迹还带着温度：“雁归的土最养苗”。她想起知青们走时的模样，想起他们留在村里的技术、笔记、改装的农机，心里清楚，这些孩子把青春留在了雁归，把大寨精神的种子也留了下来。她嘱咐文书：“把村里的最新苗情、农机调试情况整理一下，给知青们回封信，告诉他们，雁归的梯田，还在长穗，雁归的人，还在奋斗。”
北京的夜里，赵卫东把写好的农机建议装进信封，贴上八分邮票，在地址栏郑重写下“山西省雁归村 李阳收”；上海的弄堂里，林晓燕把信叠好，塞进印着“农业学大寨”的信封，又往里面夹了几张城里新买的育种图解。邮差的自行车铃响过，两封信向着雁归的方向出发，穿过山川，越过田野，像一根线，把城市与乡村，把归乡的知青与坚守的雁归人，紧紧系在了一起。
赵卫东站在胡同口，望着南飞的雁阵，想起雁归村的梯田，想起那些一起改农机、修梯田的日子，知道自己虽回了城，可心的一半，还留在那片大寨热土上；林晓燕靠在窗边，看着弄堂里的万家灯火，知道无论走多远，雁归的育苗棚、沉甸甸的莜麦穗、村民们的热乎话，都会是她这辈子最珍贵的念想。
而雁归村的清晨，农机棚的机声再次响起，育苗棚的玻璃顶映着朝阳，学大寨的口号声，依旧在梯田上空回荡——知青们走了，可他们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