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说：“银钱的事，皇叔给你批，要是户部有异议，你就让他们来找我！”
得了朱棣的准话，朱允炆立马行动起来。他没让户部插手，而是从自己的亲信里挑了十个人，组成“查访队”，每人负责几个省份，乔装成商人、货郎，悄悄去查访学子的家境——
看是不是真的家徒四壁，是不是靠种地、做零工勉强糊口，有没有隐瞒家产。
查访清楚后，再悄悄把银钱送到学子手里，只说“受贵人所托，助你赴京赶考”，绝口不提“朝廷”“朱允炆”的名字。
有个叫张继的山东学子，家里只有一间破草房，父亲早逝，靠母亲纺线供他读书，考中乡试后，
母亲把纺线攒的钱都拿出来，也只够买半匹马的钱，张继看着母亲手上的老茧，哭着说“不考了，在家帮娘纺线”。
就在这时，查访队的人找到了他，悄悄递给他五十两银钱，还带来了一件厚实的棉衣：“小兄弟，别放弃，这钱和棉衣，是贵人给你的，
好好去京城考试，考出好成绩，才对得起你娘的辛苦。”
张继又惊又喜，对着银钱拜了又拜，连夜收拾行李，往京城赶——
谁也没料到，这位有可能在宣德二年丁未科成为“大明首位北方状元”的学子，命运竟会在不久后，发生一场意外的转折......
除了资助学子，朱允炆还把心思放在了“改科举考题”上。
以前的科举，不管乡试还是殿试，都围着四书五经转，考题不是“论语中的仁政”，就是“孟子中的义利之辨”，满纸都是“之乎者也”，
不少考生背熟了范文，就能考中，可真要让他们去治理一个县、修一条河，却啥也不会——用朱允炆的话说，“这选的不是‘治国人才’，是‘背书高手’”。
他决定亲自主持出题，屏退了所有大臣，只留笔墨在案上，烛火摇曳间，奋笔疾书。
殿试的治国策题，他没选那些空泛的“仁政”，反倒选了两个最实际的问题：“若卿为帝，将如何平衡藩王与中央？既不使藩王作乱，又不寒宗室之心？
若卿掌工部，河道决堤时当如何调度人力？先救百姓，还是先堵决口？”
除此之外，他还别出心裁地加了算术题——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而是“若要修一条长十里的水渠，需征调民夫多少？
每亩地需耗费银钱多少？如何分配民夫，才能最快完工？”
乡试的题目，难度虽比殿试浅些，却也没脱离“实际”。
策论题都是百姓日常能接触到的事：“若卿为县令，所辖县内有百姓因争水浇地闹矛盾，你会如何调解？”
“身为州府官员，如何让商人愿意捐钱办学，又不让商人借办学之名敛财？”连以往只考“诗句赏析”的《诗经》题，他也改了——不再问“‘关关雎鸠’表达了什么情感”，
而是问“《诗经》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反映了古代百姓的生活作息，如今若要效仿，如何制定适合大明百姓的农时表？”
水利是大明的重中之重，朱允炆自然也没落下。他在乡试里加了一道水利题，让考生们畅所欲言：“若你家乡有条河，
年年汛期泛滥，你会建议官府修堤，还是疏浚河道？为什么？修堤和疏浚，各需耗费多少人力、银钱？”
消息传出去后，不少老秀才都炸了锅，说朱允炆“乱改祖宗之法”，科举哪有考“算术”“修河”的？
可那些寒门学子，尤其是有过种地、帮工经历的，却都拍着大腿叫好——这些题，他们不用背范文，只要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写出来就行，反倒比以前更有把握。
朱允炆看着那些议论，也不生气，只笑着跟大功说：“祖宗之法，是为了让大明好，我改考题，也是为了让大明好。
等选出能做事的人才，他们就知道，我这不是‘乱改’，是‘对症’。”
北平城的冬天，来得比南方早，十月刚过，就下了一场小雪，街面上覆着
一层薄白，连茶馆门口的幌子，都冻得硬邦邦的。
可这寒冷，半点没浇灭京城的“赶考热”——各省的学子，背着行囊、揣着盘缠，陆续往京城赶，客栈、会馆里，
到处都是穿着青布长衫、捧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