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落马下却未取其性命。兄长愿赌服输，率部分拥护者西迁另寻牧场。弟弟成为新汗，并因其“重诺勇武”，得到了朝廷的正式册封。
四、 成效与隐忧
这套制度如同一柄双刃剑。
积极面：它极大地激发了边疆的尚武精神和管理活力，使得新领土上的统治者必须时刻保持警醒与进取，避免了承平日久后的腐化。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选拔出了兼具勇力与智慧的领导者。来自汴京的观测报告显示，这些实行新制区域汇聚的“英雄气”与“开拓意志”尤为炽烈，对深红真罡的滋养效果显着。
潜在风险：小规模战斗极易失控，演变成世仇和长期摩擦。朝廷观察使的监督并非总能及时有效。某些藩主或部落首领可能利用规则，通过频繁发动“约战”来兼并弱小，形成新的地方霸权，尾大不掉。朱熹一派的官员对此深表忧虑，认为“以杀伐为遴选，终非王道之常”，担忧长此以往，会培养出一批只知武力、不慕教化的边陲枭雄。
窝阔台在西方闻听此制，先是愕然，随即冷笑：“宋人自诩文明，却行此养蛊之策，实乃取乱之道！待其边藩坐大，内斗不休，便是我蒙古铁骑东归之时！”
而坐镇汴京的刘混康，则于静观中默察天机。他看到的，是帝国边缘地带一股股在血腥竞争中不断淬炼、升腾的生命能量，它们既混乱又充满生机，如同烈火锻打着钢铁。这究竟是塑造新秩序的熔炉，还是最终会焚毁一切的野火，连他也难以完全断言。大宋的边疆实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踽踽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