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指责他们 “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 （出身卑微，器量狭小如斗筲），更断言他们品德统统不好，尤其点名批评领头者如郄俭、梁鹄等人， “俱以便辟之性，佞辩之心，各受丰爵不次之宠。” （都是凭着逢迎谄媚的性情和巧言辩佞的心术，获得了高官厚禄和破格恩宠）。最后，他们甚至不屑地表示 “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真正的士人君子都以与这些人为伍为耻）。他们的反对，带有浓厚的门第优越感和对文化“异端”的排斥。
正当杨赐、阳球等清流重臣对鸿都门学及其学子展开猛烈抨击，言辞激烈，几近辱骂之时，蔡邕的态度则显得复杂而微妙。他同样激烈上书，但其论点更多集中在鸿都门学破坏选举制度、僭越礼制、引导士风追逐浮华技艺而非根本道德学问所带来的危害上。他担忧长此以往，会导致“儒者之学，堙废不振”，真正能治国安邦的人才被边缘化。他的反对，更侧重于维护儒家道统和帝国长治久安的制度根本，虽然他也同样不认可那些仅以技艺进身者。与那些彻底否定鸿都门学存在价值的同僚相比，他的反对更多是聚焦于其选官制度的僭越，而非全然否定那些技艺本身及其研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