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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夜，嬴政的车驾悄然停在了国史馆外。
他没有进门，只是负手立在那面人头攒动的公示栏前，久久不语。
月光将墙上的墨字照得清晰无比，也把他伟岸的身影拉得很长，投在青石板上。
“月见，”他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探究，一丝困惑，“这些百姓写的碎纸片，街头巷尾的闲谈，真能算史？”
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轲生刚刚整理好的一摞新收文书中，取来一份递上。
那是一本用麻线穿订的粗糙本子，纸页泛黄，字迹歪斜，触手粗糙，边缘还沾着灶灰，带着人间烟火的气息。
“陛下请看，此人乃咸阳东郊一农夫，他记：‘始皇廿八年春，咸阳雨少，麦只收三成，苦不堪言。’而宫中存档的《农政录》同年所载，却是‘风调雨顺，天下丰年’。”
我顿了顿，迎上他探究的目光，声音清晰而坚定：“若只有他一人如此说，或是刁民诽谤。可若臣今日收到十份、一百份来自关中各地的农夫手记，皆言大旱，陛下……还信谁？”
嬴政的目光死死钉在那几行歪斜的字迹上，他那只曾握过天下权柄、批阅过无数奏章的手，此刻竟有些微微颤抖。
良久，他缓缓点头，吐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
“从前修史，是挑几个人想让朕听的话来写。现在……是要听所有人说的话。”
散朝次日，我没有急于开启《天下纪程》的新卷。
反而命人将所有已收录的民间史料，全部拓印百份，以八百里加急分送各郡县学宫，并附上我的一道手令：“凡为国史馆献纳史料者，无论贵贱，其名、其事，皆将载入《天下纪程·民识列传》，流芳百世！”
当夜，烛火摇曳。
我翻开第一册汇编成册的民间史料，指尖停在了一页稚嫩的笔迹上——是个十岁的童子，替他不识字的母亲所书：“阿爷从西边当兵回来，说路上的石头很奇怪，刻着两种字。一种像刀子砍的，另一种像虫子爬的。”
纸页微温，烛光映着墨痕，仿佛能听见孩子伏案书写时的喘息，能感受到那笨拙笔划里蕴含的真挚。
我心中一暖，仿佛有涓涓细流从心头淌过。我轻轻吹熄了跳动的灯芯，在满室黑暗中低语，声音轻却坚定，如同誓言：
“你们，不用再怕被遗忘了。这一笔，我替你们写进千年，刻入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