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过字条，指尖触到竹纸边缘的毛糙。
上面是巡行院特有的暗语，寥寥数行，却如寒冰刺骨。
关中三十六族，竟未死心。
他们暗中出资，在渭水以北的十余个县，雇佣巫祝设立“天怒坛”。
每逢朔望之夜，便聚众焚烧黄纸，披头散发地哭嚎，声称“赤壤堂主妇夜梦血土，乃亡国之兆”。
更有甚者，竟潜入新开垦的火薯田头，偷偷插上削尖的桃木符，上书血字：“妖粮断根”！
他们这是要将我钉死在“妖妇”的十字架上。
我没有立刻下令派人抓捕，而是翻开了那本厚重的《民情汇抄》。
冰冷的怒火在我胸中燃烧，头脑却愈发清明。
我逐条比对着谣言最盛的村社名录与少府监的田亩册。
很快，一个清晰的脉络浮现在我眼前。
凡是激烈抵制雾盘之地，无一例外，皆是旧井田制残余最深、宗族势力最强、隶农依附关系最重的村落。
我瞬间明悟。
百姓非不信新政之利，而是惧怕失去主家庇护后的未知。
对他们而言，宗族长老既是压迫者，也是数百年来唯一的保护伞。
一旦脱离宗族，他们便会沦为无根的流民。
这恐惧，远比一两石的增产来得真切。
真正的敌人，从来不是愚民，而是那些借愚民之口发声，企图维护旧日特权的既得利益者。
用官府的文书去驳斥谣言，只会让他们觉得是朝廷心虚，是强权压人。
这一次，我要换一种打法。
“墨鸢。”我唤道。
角落里，那个总是在擦拭机括零件的女子抬起头，眼中闪着纯粹的技术光芒。
“我要一百具‘便携雾盘’。”我言简意赅，“不要地窖式，要陶瓮式，缩小，三五户人家便可置于院中，沤制菜叶杂草为肥。”
墨鸢没有问为什么，只点点头：“三日可成。”
接着，我看向另一侧正在整理行装的轲生。
他和他那二十名巡行院的优等生，是我手中最锋利的矛。
“轲生。”
“在，大司成！”他挺直了胸膛，眼中是淬炼过的钢铁意志。
“你们每人背上一袋火薯种，一口小雾盘，以‘皇恩巡赐’之名，深入谣言最烈的泾阳、云阳两县。”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叮嘱，“记住，不许说‘这是圣上赏的’，要说‘这是隔壁县吃胖了的乡亲捎来的’。也别跟他们讲什么大道理，就住在村里，自己沤肥，自己种地，自己开火做饭。”
人心最易抗拒官威，却最难抵挡近邻活生生的例子。
一句“隔壁村的王二狗家都吃上白面馒头了”，胜过十篇丞相的告天下书。
七日后，第一份用信鸽加急送回的《信风快报》摆在了我的案头。
云阳县，柳树沟村。
领队的学生在报告中写道：老农赵满囤起初如临大敌，将他们堵在村口，骂他们是“引来天罚的灾星”。
当夜，赵满囤的小孙子突发急症，上吐下泻，几近脱水，村里巫医束手无策。
危急关头，我的学生记起我曾讲过的急救知识，果断用便携雾盘沤出的草木灰滤水，兑入少量盐糖，撬开孩子的嘴强行灌下。
半个时辰后，血痢竟奇迹般止住了。
次日清晨，天还未亮，一夜未眠、双眼通红的赵满囤亲自扛着三筐烂菜叶和牲口粪，颤颤巍巍地走到学生们的驻地前，声音嘶哑地问：“这……这黑瓮，真能把这些……变成肥？”
三日后，在全村人复杂的注视下，柳树沟的第一垄火薯下种。
又五日，邻村的人闻讯前来探看。
他们没看到什么神迹，只看到赵满囤家的灶台烟囱里，飘出了久违的浓郁薯香。
一个妇人当场就哭了，抽泣着说：“俺家娃……快半年没闻过这么香的饭味了。”
谣言止于“甜”者。那香甜的气味，是比任何辩解都有力的武器。
我将快报呈送至咸阳宫。
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