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赵姐说得对，好土豆不怕放。”他指着档案室的方向，“那些材料别收起来，明年说不定还用得上。”
李泽岚抱着玻璃罐往宿舍走，晚风卷着落叶打在脸上。路过电视台时，电子屏还在重播签约仪式的画面，赵建国举着意向书的身影在夜色里发着光。他突然想起那天大卫说的“宜都的诚意我感受到了”，或许不是客套话，只是商业世界的权衡里，诚意终究抵不过利润核算。
回到宿舍，李泽岚把皱皮土豆倒进玻璃罐，撒上盐轻轻摇晃。罐子里的沙沙声，像极了那些在田间地头奔波的日子——蹲在地里测土壤湿度时的阳光，跟着农户熬夜看灌溉渠时的星光，在农科院等报告时的灯光……原来那些以为会有结果的忙碌，真的可能只是一场空。
他翻开笔记本，最后一页还停留在股东大会那天的记录：“期待好消息”。笔尖悬了很久，终究没写下什么。窗外的月光落在玻璃罐上，照得那些皱皮土豆像颗颗沉默的星。李泽岚突然明白，机关里的很多事就像种土豆，你兢兢业业翻地、浇水、施肥，最后可能遇到一场冰雹，颗粒无收。
但你还得种下去。就像赵秀兰说的，不是白忙，是时候没到。
第二天上班，李泽岚把玻璃罐放在窗台上。马文涛路过时嗤笑：“还留着当纪念？”他没回答，只是翻开新的工作台账，在第一页写下：“整理全市农业合作社名录”。阳光透过玻璃罐，在纸页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片缩小的土豆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