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的局势在短短半年里已走到最后关头。
除了喀布尔还在泥沼中徘徊，其余国家几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权力更替。
政党名称各不相同，有的叫“人民委员会”，有的沿用“工农联盟”，还有的索性直接恢复旧日的苏维埃格式。
但无论旗号如何，核心权力已经不再掌握在旧政治财团与军阀手中，而是转移到由军官、工会成员、教师和退役士兵组成的新委员会。
首都的总统府大门紧闭，内阁成员不是被迫辞职，就是逃往海外。
电视台换了台徽，取而代之的是红星与齿轮。
军营外的墙壁被刷上标语：“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人民委员会将承担全部责任”。
夜间宵禁仍在执行，街头巡逻的士兵胸口贴着临时印制的徽章，不再佩戴旧国徽。
比什凯克、塔什干、阿拉木图、杜尚别……这些旧地名重新出现在新闻标题中，只不过内容不再是能源合作或贸易谈判，而是地方议会被接管、广播站宣布“临时人民政权成立”。
苏俄顾问团虽未公开露面，但他们留下的设备、联络频率、培训资料在各地流转。
这场风暴不会终止于一面旗的升起，而是将重新决定这片土地归谁主宰。
只有阿富汗还在沉默与混乱之中。多年内战让这里的基础设施破碎，民族、宗教与军阀势力错综复杂。赫拉特、喀布尔、坎大哈都有人举起红色旗帜，但又很快被另一支部队撕下来。
道路检查站频繁更换旗号，电台被反复占领，谁也无法确认“革命”是否真的到来。
苏俄顾问团在这里更加谨慎，只提供医疗、无线电和工程建议，不轻易谈“政权更替”。
这片土地像一块未稳固的沙土，暂时被波浪绕开，却迟早要面对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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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的冬季微冷，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潮气混在雾中。
奥斯曼共和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召开了安全会议。
国防部的地图上，中亚区域被涂上浅红色。
“如果这种力量向西蔓延，下一站将是高加索，然后是安纳托利亚东部。”
这种想法几乎传遍了整个决策层，奥斯曼深知中亚对自己不是遥远的地理名词，而是历史、民族与宗教的交汇点。
许多突厥语民族与土耳其有文化联系，伊玛目和宗教学者在清真寺私下议论“社会主义与伊斯兰社群是否冲突”。
民间很快出现两种声音，一种认为这是“摆脱外国资本压迫的新道路”，另一种则担心“宗教将让位于无神的集体主义”。
安卡拉的态度是谨慎的，他们不愿轻易与莫斯科对抗，更无力介入中亚，只是担忧边境安全。
于是情报机构被派往巴库、塔什干和阿拉木图，建立秘密联络点，监控新政府对于奥斯曼国内反对派的态度。
国防部也开始在东部边境调动部队，同时加强对叙利亚、伊拉克北部地区的控制，防止库尔德人或左翼民兵借机起势。
但他们的大部分兵力，依然在防备地中海对岸的钢铁盟约——苏俄只是隔壁的虎豹，而钢铁盟约才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
所有看过钢铁盟约在欧罗巴修筑的集中营的奥斯曼人都清楚这一点。
奥斯曼既担心苏俄借着这股风从里海渡过山脉，也更害怕欧罗巴钢铁盟约沿海岸线南下逼近。他们不赞同红色浪潮，却也不愿无条件站在西方阵营那一侧。
最终，安卡拉采取了折中政策。
通知中亚各国的大使馆正常工作，保持外交渠道不断裂。
强化边境驻军，防止武装越境扩散。
暂停支持反苏组织，避免同时引火上身。
通过大使馆向莫斯科传递信号——只要革命不越过黑海，他们不会主动敌对。
在更南边，与这种谨慎形成对比的，是中东产油国家的紧绷与不安。
红旗在撒马尔罕和阿拉木图升起的消息传来不到一周，波斯湾沿岸的几座王宫就亮起彻夜不熄的灯。
统治者担心的不只是政治，更是根基——
“把矿山、油田交给工人”，要是这种口号传到利雅得或科威特城，会不会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