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方。”
他们没有记者，没有闪光灯。大多数人只是被安排进一辆封闭的车厢，然后带往登记点。登记大厅的灯光微弱，空气中弥漫着消毒剂和冷金属的味道。
志愿者发放热茶和毛毯，几名医生轮流检查新来的人员，确认是否有人受伤或染病。
来自法国的核物理学家米歇尔被安排在队伍的前排。他曾在巴黎的研究所工作，如今只能背着一只破旧的行李箱。里面装着几本笔记和一块刻着家人名字的金属牌。登记官问他：“职业？”
他答：“反应堆理论研究员。”
登记官在表格上写下他的名字，然后抬头看了他一眼，语气平静地说：“科研部门会联系您。”
类似的登记场面在全国多地同时进行。彼尔姆、喀山、新西伯利亚——这些工业与科研中心重新开放了宿舍与实验室，作为难民科学家的安置地。
苏俄科学院下属的技术局设立了“国际协作办公室”，专门协调这些来自欧罗巴与北美的专家。
许多工程师被分配到航空、能源或医药领域，参与正在重建的科研项目。
一位从阿尔及利亚逃出的女性生物学家在接受登记时说，她原本研究传染病的基因特征，后来因拒绝为钢铁盟约的军医体系提供技术，被列为“思想危险分子”。
她低声补充：“他们在研究行尸病毒的军事用途。”
官员没有回应，只是在她的档案上加了一行备注。
在圣彼得堡的大学区，新的讲座已经恢复。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教授临时组成教学团队，为年轻学生讲授工程基础与医学实验。他们口音各异，但在课堂上使用统一的教材。黑板上写着：“知识是抵抗的一部分。”
街头的海报上也出现了新的标语：“欢迎所有追求真理的人。”
对苏俄来说，这些逃亡的知识分子不仅是人道接纳的对象，更是重建科研体系的关键力量。工业部开始统计可用人才，列出长期研究计划。铁路工厂被改造成科研实验中心，供外来团队使用。工人们在车间里和外国技师并肩工作，虽然语言不通，但合作渐渐有了默契。
夜色降临，莫斯科的灯光一盏盏亮起。
在外交部的大楼里，叶甫根尼签署了一份文件，批准了“科学家保护计划”的第二阶段。他合上文件夹时，秘书轻声汇报：“下一批来自开罗的人员今晚抵达。”
叶甫根尼只是点了点头，望向窗外的雪夜。
漂泊者们在新的国度重新落脚，他们暂时得到了安全的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