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农村合作社重新建立。中央派出农业专家团前往伏尔加、顿河流域，指导机械化复耕。农机油料和化肥从军用储备中调拨，铁路运输被优先保障给粮食线。
数月后，市场上的面包和牛奶重新出现，人们排队时虽然还要等，但队伍中已经听得见笑声。
财政系统几乎是从废墟中重建。旧的银行体系已被通货膨胀摧毁，委员会宣布发行临时卢布，以国家黄金储备和基础物资为背书。与此同时，大型私营金融集团被国有化，其账目由审计局全面清查。人们对新货币一开始持怀疑态度，但工资能按时发放，价格不再每日波动，信心逐渐回来了。
在行政层面，地方政府被重新整合。原来的官僚体系被削减，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委员会”制度。每个地区的委员由工人、教师、医生和退伍军人推选产生。
中央不再直接任命地方长官，而是通过大会确认。新制度并不完美，会议冗长，争论频繁，但至少人们开始学会为自己的城市做决定。
军队方面，临时委员会最担心的仍是忠诚问题。久加诺夫和尼古拉共同签署命令，解散原大统领卫队与部分特种部队，将其并入新的“苏俄红军”。
军官需重新宣誓，誓词中不再提及个人与上帝，而是“国家与人民”。
前线退下来的士兵大多选择留下，他们说自己会为了祖国再次踏上战场，只希望有人能管好这个国家。
教育和医疗的恢复花了更长时间。
许多学校早已荒废，教师外流严重。委员会决定从首都大学派出“教育重建队”，将教师分配到各省。
课程以基础科学和职业技能为主，教材重新编写，删除了旧时代的宣传口号。
医院也在逐步恢复，药品与器材短缺的问题通过与东协的贸易协定得到缓解。
与此同时，宣传部门悄然恢复运作。
电视上出现了新的标志——“莫斯科人民广播”，每天固定播放两次“国家复兴简报”。新闻语言克制，没有激昂的口号，更多是具体数字：复工的工厂数量，耕种面积，基础设施恢复比例。
人们开始习惯这种报告式的播报方式，它让人感到踏实。
外交上，临时委员会采取谨慎态度。
对外声明强调“和平与中立”，既不承认钢铁盟约的扩张，也不主动对立。
尼古拉仍留在安全委员会中担任顾问，他主张“先稳住边界，再谈未来”。
久加诺夫则更专注于国内，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国家不是通过演讲复兴的，而是通过工人们的辛勤劳作。”
到了第四个月，莫斯科的夜市重新开放。街灯亮起时，摊贩摆出热汤和面包，孩子在街头跑闹。人们仍然节俭，但不再绝望。报纸头版写着：“国家正在站起来。”
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厅，久加诺夫翻阅着最新报告。工业产值比上个月增长百分之七，粮食储备回升，民间纠纷减少。有人提议将委员会改组为正式政府，但他摇头说：“还早。让人民先看到真正的改变。”
窗外的莫斯科河上结着薄冰，桥上的红旗在风中微微摆动。几个月的重建没有让这个国家变得富裕，却让它重新有了秩序。人们开始工作、开会、争论、纳税、学习——这一切看似平凡，却是久违的希望。
临时委员会的文件上写着一句话，被所有成员签名确认——
“国家属于劳动者。权力属于人民。”
这是他们给自己，也是给这个国家的新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