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的高烧来得毫无征兆。正是七月中旬，体温计上的水银柱毫不留情地顶到四十度的刻度线，她躺在床上，浑身的骨头像是被拆开又重新装错，每一处关节都在尖叫。
这是连续发烧的第五天。
赵川第三次陪她从医院回来，手里拎着一袋新的退烧药和消炎药。
检查单在桌上摊开，血常规正常，CT正常，全身影像检查正常。
所有现代医学能给出的答案都是一个词：未见异常。
“医生说就是普通病毒感染。”赵川把药装进小盒子里，动作仔细，“多休息，多喝水。”
苏晓没有说话，她闭着眼睛，却能感觉到自己的意识飘在身体上方一尺的地方，冷眼旁观着床上这具滚烫的躯壳。
那种感觉很怪，像是灵魂没有完全坐进驾驶座，留了一半在门外。
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去年六月，持续了整整一个月。
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开始发冷，裹两床被子还是抖得像筛糠，两小时后体温飙升，烧得眼前出现重影。
她去了三家医院，做了所有能做的检查，答案都是一样的，没有器质性病变。
最后还是母亲从老家赶来，低声说：“晓晓，要不找个懂的人看看？”
苏晓当时嗤之以鼻，她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大学读的是理工科，工作的公司做的是数据分析。
她相信血常规数值，相信影像学片子，相信一切可以被量化和验证的东西。
可高烧不管她信不信。它（发烧）在去年七月的一个深夜突然退去，如同它来时一样莫名其妙。
苏晓恢复上班，生活回到正轨，只是偶尔会在深夜惊醒，觉得身体里少了点什么，空落落的。
直到今年夏天，它又回来了。
第七天，苏晓请假了，部门主管在电话里的声音带着明显的不耐烦，这个季度的项目正处在关键期。
赵川请了年假在家陪她，每天早晨量体温，喂药，煮白粥，他眼下的乌青越来越重。
“我查了资料，”赵川坐在床边，手机屏幕的光映着他疲惫的脸，“有一种说法是‘心因性发热’，压力太大导致的。你这半年工作强度……”
“不是压力。”苏晓打断他。她的声音沙哑，像砂纸摩擦木头，“我知道不是。”
她不知道怎么解释那种感觉。
高烧时，她能清晰地感知到身体里有两种温度，皮肤滚烫，但骨髓深处却在结冰。
更诡异的是，她开始做同一个梦。
梦里她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脚下是深不见底的黑暗，然后坠落。
没有风声，没有终点，只是在永恒的坠落中无限下坠。
每次从梦中惊醒，体温就会蹿升一度。
第八天下午，赵川接了个电话，他在阳台上说了很久，声音压得很低。
回来后，他蹲在床边，握住苏晓的手。
“我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人，”他说，“住在城郊村里，一个老太太。”
苏晓想笑，却连牵动嘴角的力气都没有。
“赵川，我不信这些。”
“我们试过所有能试的了。”赵川的声音里有一种她从未听过的绝望，“三次急诊，两个专家号，药吃了七八种。晓晓，就当陪我去看看风景，行吗？”
苏晓闭上眼睛，高烧烧干了她的倔强，也烧掉了她对这个世界的所有确定。她轻轻点了点头。
出发是在次日清晨五点。
天还没亮透，赵川把苏晓裹在薄毯里，扶她上车。
苏晓靠在副驾驶座上，额头抵着冰凉的玻璃窗。街道空旷，路灯还亮着，在渐亮的天光里显得苍白无力。
车驶出城区，上了郊县公路，两旁的建筑越来越矮，终于变成连绵的田野和零散的农舍。
苏晓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树影，突然毫无预兆地哭了出来。
不是啜泣，是那种从胸腔深处涌上来的、无声的恸哭，眼泪滚烫，流过她同样滚烫的脸颊。
赵川吓了一跳，想要靠边停车，她却摇头，只是哭。
那种悲伤庞大而陌生，不像是她自己的情绪，倒像是什么别的东西借由她的身体在宣泄。
根据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