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政教博弈如同一场在精雕细琢的宫殿内进行的冰冷对弈，而意大利半岛的南端——“靴子”的脚趾和脚跟部分，却依然在炽烈阳光与深沉贫困的交织中艰难喘息。尽管“二五计划”实施已有时日，尽管通往北方的铁路大动脉已经贯通，但那道横亘在波河流域富庶工业区与卡拉布里亚、西西里贫困乡村之间的经济鸿沟，依然清晰得刺眼，仿佛一道尚未愈合的伤疤。
1871年深秋，亚历山德罗以首相身份再次南下视察。这一次没有突如其来的匪患警报，没有紧急的军队调动，他希望能够暂时抛开罗马的喧嚣与外交的算计，更深入、更平静地触摸这片土地的真实脉搏，审视他之前一系列强力政策——铁路、土改、镇压、殖民转移——究竟在这片古老而疲惫的土地上留下了多深的印记。
专列沿着新修的铁路南行，窗外的景色逐渐变化。越过那不勒斯之后，繁荣的景象便开始打折扣。新建的铁路线两旁，依旧可见大量荒芜的土地和破败的村庄。与北方随处可见的工厂烟囱和繁忙工地相比，南方显得沉寂许多。
他在卡拉布里亚的一个小镇下了车。这里相比几年前他平定匪患时，确实有了一些肉眼可见的变化：一条像样的碎石公路通了车，连接到了主干铁路网上，结束了过去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镇上利用国家拨款建起了一所新式小学，虽然学生不多，但总算有了读书声；挂着“农业合作社”牌子的商店里，也摆放着一些北来的廉价工业品（煤油灯、铁制农具）和本地生产的橄榄油、葡萄酒。人们的面孔不再完全是记忆中的那种彻底麻木绝望，但眉宇间依旧镌刻着深深的忧虑和对未来的迷茫。
“先生，路通了是好事，出去方便了，外面东西也能进来。”一位脸上沟壑纵横的老农，在被问及生活变化时，搓着粗糙的手实话实说，“可是，地还是那么点薄地，就算用了新种子化肥，收成多了些，也卖不上好价钱。粮食从美洲来得更便宜…年轻人待不住，还是想着往北边跑，去都灵、米兰的工厂找活路，或者…听说现在去那个新开的非洲地方（突尼斯）碰运气也能活。留下我们这些老家伙，守着一亩三分地，能有什么大发展呢？”他的话语里，有微末的改善，但更多的是根深蒂固的无力感。
当地官员的汇报也用枯燥的数据证实了这种观感：基础设施的改善确实带来了物流的便利和信息的流通，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南方的经济结构。北方的工业资本很少愿意南下投资，这里缺乏熟练工人、成熟的商业环境、稳定的能源供应和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南方的农业依然脆弱分散，抗风险能力极差，极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和本地气候的冲击。突尼斯的殖民开拓吸引走了一部分最敢闯也最不安分的年轻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的人口压力和潜在的社会爆炸风险，但也带走了部分宝贵的劳动力，并未能就地创造出足够的、稳定的、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潜藏在深山老林里的土匪虽已被打散，不成气候，但并未根绝，如同社会的顽固痼疾，偶尔仍会传出零星的抢劫绑票消息，提醒着政府远未到高枕无忧之时。
亚历山德罗沉默地走在小镇尘土飞扬的街道上，看着那些无所事事、聚集在广场阴凉处打量着陌生来客的年轻人，听着地方官员们关于财政困难、项目推进缓慢、人才严重缺乏的诉苦，心情愈发沉重。他意识到，之前的政策——大修基建、有限土改、武力清剿、殖民转移——更像是一剂猛药和强效止痛剂，暂时压制了最危险的症状，延缓了问题的总爆发，但并未能触及南方贫穷、落后、缺乏内生动力的病根。南北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另一种更复杂、更隐性的形式延续着，甚至可能因为北方的加速发展而显得对比更加刺眼。
视察的最后一站，他选择在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召开一场由南方各省省长、主要官员、地方议会议员以及少数受邀的地方乡绅和学者参加的大型工作会议。会议的规格很高，气氛凝重。会议上，他没有回避问题，也没有沉浸在北方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在耐心听取了各方或报喜或诉苦、或提要求或推责任的冗长陈述后，他走上了讲台。
“先生们，”他的声音沉稳而有力，瞬间压下了会场最后的窃窃私语，“我这次南下，看到了南方的变化。铁路修通了，电报线架设了，更多的孩子走进了学堂，合作社里也有了新的农具和种子。这些成就，是真实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