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云南，仿佛是被遗忘在战争喧嚣之外的孤岛。群山连绵，云雾缭绕，古老的马帮铃声与近代工业的汽笛声在红土高原上交织，构成一幅奇异而矛盾的画卷。
在这片边陲之地，一条钢铁巨龙——滇越铁路，如一条倔强的动脉，蜿蜒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最终在南溪河畔，以一座宏伟的钢铁大桥，一头扎入法属越南的密林，另一头则深深扎根于中华的沃土。
大桥南岸，一片刚刚开辟出的营地里，升起袅袅炊烟。这里便是知世和他率领的“抗日自卫队”的根据地。
知世，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女孩，却有着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沉稳与锐利。
她身着一件白色的苗族服饰，腰间别着一把佩剑，眼神清澈。
自卫队的处境是艰难的，没有国民政府的番号，更没有一分钱的军饷。
为了活下去，为了这支队伍能继续存在，知世与队员们想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办法——合资做生意。
他们利用滇越铁路的便利，将从内地收来的山货、药材，运到越南去卖，再换回布匹、盐巴、甚至是紧缺的药品。
利润分成，一部分作为公共开销，购买弹药和补给，剩下的则归队员自己。这支队伍，与其说是一支军队，不如说是一个以保家卫国为共同目标的武装合作社。
然而，他们刚刚在南岸扎稳脚跟，麻烦便不请自来。
那是一个闷热的午后，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息。一队穿着蓝灰布军装的士兵，大摇大摆地从大桥北岸走来。
他们军容不整，吊儿郎当，为首的军官约莫三十来岁，歪戴着军帽，嘴里叼着烟，眼神里满是倨傲与贪婪。
这是滇军的一支小股部队，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实则占山为王，是云南地界上名副其实的“路霸”。
他们控制着铁路沿线的要道，对过往的商旅收取“保护费”，中饱私囊，早已将抗日大义抛诸脑后。
军官走到桥中央，停下脚步，用马鞭指着南岸的自卫队阵地，声嘶力竭地喊道：“那边的人听着！这里是滇军的防区，你们在此地驻扎，可曾报备？识相的，赶紧把保护费交上来，不然别怪我们滇军的枪子儿不认人！”
阵地上，自卫队员们面露怒色，手不自觉地按在了武器上。他们辛苦做生意赚来的钱，岂能白白送给这些兵匪？
知世从指挥部里走了出来，她小小的身躯在阵地上显得格外单薄，但她的声音却清亮而坚定，清晰地传过了河面：“这里是法国的土地，我们在此巡逻，无需向任何人报备。我们是抗日自卫队，只向日本鬼子收‘保护费’。你们要钱，去找日本人要去！现在，带着你的人，给我滚！”
这番话不卑不亢，逻辑清晰，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了那名军官的脸上。
军官脸上的傲慢瞬间被暴怒所取代，他涨红了脸，将嘴里的烟狠狠摔在地上，破口大骂：“小兔崽子，你敢教训我？给我打！”
滇军地方部队的士兵迅速展开队形，北岸山头与河岸的制高点上，架设好的“马克沁”重机枪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咆哮。
那冰冷的枪口喷吐着长长的火舌，7.92毫米的子弹如暴雨般倾泻而下，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死亡之网。子弹“噗噗噗”地钻进泥土，击中岩石，溅起一片片碎石和烟尘。
自卫队的阵地在猛烈的火力压制下摇摇欲坠，沙袋被打得千疮百孔，队员们纷纷躲在岩石和掩体后，暂时抬不起头来。
“稳住！不要慌！”知世的声音在枪林弹雨中依旧冷静。
她迅速观察着敌情，北岸的滇军士兵正持着“中正式”或“汉阳造”步枪，从两侧山梁上向下俯射，与重机枪形成了交叉火力，企图将自卫队彻底压制。
“机枪组，压制对面步兵！迫击炮组，火箭筒手，瞄准那个重机枪阵地！给我拔掉它！”知世的命令简短而明确。
“收到！”机枪手们立刻回应。三挺捷克式轻机枪从隐蔽的火力点中探出枪口，它们旁边整齐地码放着满满的弹夹。
随着一阵阵清脆的点射和连发，猛烈的火舌瞬间压住了滇军步兵的嚣张气焰。
捷克式轻机枪精准而致命的火力，让那些原本以为胜券在握的滇军士兵猝不及防，纷纷抱头鼠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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