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口子’而拒绝确认已经查实的烈士，那是不是背离了我们建馆的初衷？”
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去年我们馆参观人数超过两百万，其中三分之一是中小学生。当孩子们站在英烈墙前，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名字，更是历史的具体呈现。每一个被补刻的名字，都在告诉后来者：这个国家记得她的每一位牺牲者，无论他们是否曾被广泛知晓。”
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最后，馆长总结：“纪念馆不仅是保存历史的地方，更是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桥梁。我支持林静研究员的建议。我们将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对这份名单进行最终复核，如果确认无误，就在明年清明节前完成补刻工作。”
接下来的三个月，由三位研究员和两位历史学者组成的复核小组展开了工作。他们不仅核查了林静提供的资料，还进行了实地走访。小组前往太行山区，找到了黑石岭战斗的发生地；他们访问了当地仍健在的几位九十多岁老人，其中一位依稀记得“有个很年轻的傅团长”；他们在县档案馆又发现了一些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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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复核小组确认了名单上十位烈士的身份。馆里决定，在次年清明前夕，举行一个简朴而庄重的补刻仪式。
补刻前一天傍晚，林静最后一次检查了准备工作。刻字师傅是位六十多岁的老匠人，姓石，从事石刻艺术已经四十多年。英烈墙上的名字大部分出自他和他的师父、师祖之手。
“石师傅，明天就辛苦您了。”林静说。
石师傅正在整理刻刀，闻声抬起头：“不辛苦。我刻了四十年名字，每个名字刻下去的时候，心里都会想，这是个什么样的人，有过什么样的人生。”他拿起一把平口刀，在手中掂了掂，“这个傅团长，比我家孙子现在还小两岁。”
林静点点头：“资料上说，他是福建连城人，家里原本是教书先生。1939年鬼子到了他们家乡，烧了他的家，父母都没逃出来。他当时在县城读书，回去后看到一片废墟，就参加了抗日活动。”
石师傅沉默了一会儿，从工具箱里拿出一张砂纸，开始细细打磨刻刀的刃口。打磨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有节奏地响着，沙沙，沙沙，像时光流逝的声音。
“明天我会用心刻的。”最后他说。
第二天是清明节前一周的星期三。天空飘着细雨，如丝如雾，将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朦胧中。补刻仪式安排在上午十点，不对外公开，只有馆内工作人员和少数受邀者参加。
九点半，林静陪同一位特殊的客人来到英烈墙前。那是傅水恒团长家乡来的代表——连城县史志办主任，一位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研究员。他带来了一本新修订的《连城抗战志》，里面新增了傅水恒的详细生平。
“我们县里一直有傅团长的记载，但以前资料不全。”史志办主任说，“这次多亏了你们的发现，我们补充了很多内容。我们还找到了傅家的远亲，他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傅水恒在牺牲前三个月，曾给家里写过一封信。”
他从公文包里小心地取出一个透明文件夹，里面是一张信纸的复印件。信纸已经脆化严重，字迹却依然清晰：
“父母大人膝下：儿在外一切安好，勿念。近日战事频繁，儿身为团长，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太行山已入秋，满山红叶，甚美。偶有闲时，想起家中后院那棵老槐树，此时应落叶满地矣。抗战胜利之日，儿定当归家，侍奉二老。望多保重。不孝儿水恒敬上。民国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
林静接过复印件，手指微微颤抖。这是她第一次“听到”傅水恒的声音。信写得简洁克制，但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家乡的思念，对父母的不舍，以及对责任的担当。她注意到落款日期：1942年9月12日。两个月后，他就牺牲在黑石岭。
“这封信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她问。
“傅家当时没人了，房子也被烧了。这封信是邻居冒着风险藏起来的，夹在一本旧书里，直到八十年代才拿出来。”史志办主任说，“邻居记得傅水恒是个孝顺孩子，小时候经常帮家里干活，读书也好。如果不是战争，他可能会成为一名教师，像他父亲一样。”
十点整，仪式开始。没有音乐，没有讲话，只有细雨敲打玻璃屋顶的细微声响。石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