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落泪。
“是的，爷爷最喜欢画西湖的船了。”他轻声回应，生怕打破这珍贵的时刻。
渐渐地，飞飞的中文有了明显进步。他在奶奶的指导下开始背诵古诗，虽然发音还带着些许口音，但已经能够理解诗词中的意境。更让人惊喜的是，云云在纯中文环境下突飞猛进，不仅词汇量增加，还能说出简单的句子。
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至。
飞飞顺利转入一所本地小学后，很快在第一次月考中遭遇滑铁卢。他的数学成绩只有68分，在班里排名倒数。
“这不合理，”那晚飞飞哭着说，“这些题目在美国都是三年级才学的！”
顾泽查看试卷后发现，中国的数学教育确实比美国超前至少一年，而且更注重计算速度和解题技巧。这对习惯了美国启发式教学的飞飞来说，确实是个挑战。
“我们需要给他请个家教。”王媚忧心忡忡地说。
顾泽却犹豫了：“这不就变成了我们最反对的填鸭式教育吗？”
“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孩子落后啊。”
这场争论最终以妥协告终：他们请了一位大学生家教，但要求对方以趣味性的方式辅导，重点是培养飞飞对数学的兴趣，而不是单纯提高分数。
与此同时，王媚在推进“桥”项目杭州分部时也遇到了阻力。当地教育机构对他们的融合教育理念表现谨慎。
“王女士，您的想法很好，但杭州家长更看重实实在在的分数。”一位合作方直言不讳，“如果不能帮助孩子提高成绩，再好的理念也是空中楼阁。”
这些现实困境让顾泽开始反思：他们一直试图在两种文化间寻找平衡点，但也许某些领域的平衡本身就是伪命题？就像数学教育，中美两国的体系各有优劣，但很难简单融合。
转机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契机。飞飞的学校举办文化节，王媚受邀展示“桥”项目的课程。她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数学寻宝游戏”，将数学问题融入西湖景点的探索中。
活动中，飞飞自发地帮助一位不懂英语的本地同学与外国志愿者交流。男孩用流利的中文解释游戏规则，又用英语向志愿者转达同学的问题。那一刻，王媚突然意识到，儿子的跨文化能力不是在课堂上学会的，而是在实际交流中自然习得的。
文化节后，“桥”项目收到了多家学校的合作邀请。更让人惊喜的是，飞飞的数学成绩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不是通过死记硬背，而是在游戏中理解了数学的乐趣。
“爸爸，我发现数学就像一座桥。”一天晚饭时，飞飞突然说，“可以把问题和答案连起来。”
顾泽看着儿子亮晶晶的眼睛，感到一种久违的欣慰。
然而，考验远未结束。冬天来临，云云连续发烧咳嗽，被诊断为哮喘。医生认为，杭州潮湿的天气可能是诱因。
“很多海外回来的孩子都会有段适应期。”医生委婉地说，“国内的环境和国外不同，特别是空气质量。”
王媚整夜守在女儿床前，看着孩子因呼吸困难而小脸通红，内心的自责如潮水般涌来。
“也许我们不该回来。”她红着眼睛对顾泽说，“如果在美国，云云可能不会得这个病。”
顾泽无言以对。他知道王媚说的是气话，但也反映出一个残酷的现实：每个选择都有代价，而孩子们往往要承担这些代价的后果。
云云的病情稳定后，他们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令人意外的是，飞飞表现得异常成熟。
“我喜欢杭州。”男孩认真地说，“虽然数学很难，但我交到了新朋友。而且我可以经常去看爷爷住过的地方。”
他拿出自己的画本，翻到最新的一页。画上是他们一家四口站在断桥上，桥下是西湖碧波，桥上写着：“我的家在中国”。
“这是送给云云的。”飞飞说，“告诉她，这里是我们的家。”
顾泽和王媚相视无言。他们一直以为是自己为孩子做出了选择，却没想到孩子已经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春节前夕，顾泽带着飞飞去给父亲扫墓。坟前，飞飞认真地摆上自己这学期获得的“进步之星”奖状。
“爷爷，我的中文进步了。”男孩对着墓碑说，“我还学会了背《望湖楼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