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何处（三）
顾泽站在北京妇幼医院产房外的走廊上，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窗台。已是深夜十一点，王媚被推进产房已经六个小时。他第三次走到护士站，还没开口，值班护士就抢先道：“顾先生，有消息会立刻通知您，请耐心等待。”
这种被动的等待让他想起在美国的日子，那种凡事按部就班、预约排期的无力感。不同的是，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更为急切的气氛——走廊上挤满了焦虑的家属，不时有新生儿的啼哭从某间产房传出。
“顾泽！”产房门突然打开，一位戴口罩的医生探出身，“王媚家属？”
“我是！”顾泽几乎跳起来。
“胎心有点不稳定，我们建议立刻进行剖腹产，需要您签字。”
顾泽的手微微发抖。这与他们原定的顺产计划完全不同，但此刻他别无选择。签完字，看着产房门再次关闭，一种混合着愧疚和担忧的情绪涌上心头。如果他坚持在美国生产，医疗程序会更加尊重患者的选择权吗？还是说，在任何地方，生产本身都充满不确定性？
凌晨一点二十七分，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他们的儿子来到了这个世界。
“六斤八两，很健康。”护士抱着包裹好的婴儿给顾泽看。
小家伙脸上还带着胎脂，眼睛紧闭，却牢牢抓住顾泽伸过来的一根手指。那一刻，所有的犹豫和不安都化为乌有，顾泽的眼中只剩下这个新生命。
王媚从麻醉中醒来时，天已微亮。顾泽抱着孩子坐在床边，轻声说：“看，我们的儿子。”
“像你。”王媚虚弱地笑了，“特别是鼻子。”
他们早就商定，不论男女，孩子都取名顾华飞，寓意跨越太平洋的文化传承。小名飞飞，既指飞翔，也谐音“非非”——非中非西，自成一体。
出院回家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月嫂张阿姨是王媚姑姑推荐的，经验丰富，但也带着老一辈的育儿观念。她坚持要给飞飞捆腿、睡硬枕头，说是为了防止罗圈腿和扁头。王媚从美国带回来的育儿书上明确反对这些做法，两人因此产生了分歧。
“我们那时候都这么带孩子，不都长得好好的？”张阿姨不满地嘟囔。
顾泽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最终，他们辞退了张阿姨，决定自己带孩子。这个决定让接下来的日子变得异常艰难。
飞飞是个高需求宝宝，每晚醒三四次，白天也几乎不肯独自躺着。王媚产后恢复不佳，顾泽白天上班，晚上帮忙带孩子，两人都严重睡眠不足。
更让他们措手不及的是，飞飞两个月大时患上肺炎，不得不住院治疗。在北京儿童医院，他们见识了国内医疗资源的紧张——病房里挤满了患儿和家属，护士忙得脚不沾地，医生查房像打仗一样迅速。
“要不我们带飞飞回美国吧？”一天深夜，王媚在医院的陪护床上轻声说，“至少那里的医疗环境更舒适。”
顾泽看着输液瓶中一点点滴落的液体，没有立刻回答。他知道王媚说的是气话，但也反映出他们内心的动摇。
飞飞康复后，顾泽的父母再次来到北京帮忙。这一次，两代人之间的育儿观念冲突更加明显。
“不能总抱着，会惯坏的。”顾泽母亲看着王媚怀里的飞飞，摇头说道。
“妈，育儿书上说婴儿需要足够的肌肤接触...”王媚试图解释。
“书，书，书！你们就信书！我们养大顾泽和他姐姐，哪看过什么书？”
顾泽不得不再次充当调解人。他理解父母的好意，也明白王媚的科学育儿理念。这种文化差异不仅存在于中美之间，也存在于代际之间。
飞飞四个月大时，王媚开始认真考虑复工问题。她联系了几家国内的公司，发现对产后女性的职场歧视确实存在。
“王女士，您的简历很出色，不过这个职位可能需要经常加班，您孩子还小...”面试官委婉地说。
另一家公司则明确表示：“我们更倾向于招聘男性候选人，毕竟您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很可能要生二胎。”
这些经历让王媚倍感挫折。在美国，这种明目张胆的性别歧视是违法的，但在国内却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与此同时，顾泽在工作中也遇到了瓶颈。他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