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匣
窗外的梧桐树落了最后一茬叶子，八十四岁的李素华裹着毛毯坐在轮椅上，目光涣散地望着窗外。王建军端着药碗走进来，轻声唤道：“妈，该吃药了。”
李素华缓缓转过头，眼神却不像往日那般迷茫。她突然抓住儿子的手，力道大得惊人：“建军，上海老屋三楼，我有个樟木箱子，得去拿回来。”
王建军手中的药碗差点打翻。母亲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三年，已经很久没能完整说出一句话，更别提如此清晰的表达。
“妈，你说什么箱子？”
“樟木的，就在我原来住的亭子间，三楼转角。”李素华语速急促，眼中闪烁着不寻常的光亮，“箱子里有重要东西，我一直记着。”
王建军安抚母亲吃下药，以为这不过是病情中又一个转瞬即逝的清醒时刻。然而接下来的三天，李素华每天都会重复同样的话，甚至能准确描述出上海老屋的位置——虹口区昆山路一条里弄，连门牌号都说得清清楚楚。
周末，妹妹王建萍来看望母亲。听闻此事后，她翻箱倒柜找出一个铁盒子，里面装着父母的旧证件。当看到母亲1962年的工厂工作证时，她惊叫起来：“哥，你看！地址和妈说的一模一样！”
工作证已经发黄，照片上的母亲梳着两条粗辫子，笑容羞涩。背面确实印着昆山路的地址。
“妈在上海真有过住处？”王建军难以置信。他们兄妹在北方出生成长，只知道父母是文革前支援三线建设来到这里的，关于上海的日子，母亲从未详细提起。
“要不，我们带妈去一趟？”王建萍突发奇想。
王建军第一反应是反对。母亲年事已高，又患病在身，长途旅行风险太大。但看着母亲近日来越发焦灼地念叨那个樟木箱子，他最终动摇了。
经过周密准备和医生评估，一周后，三人踏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
李素华一路上异常安静，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但当列车驶入上海站，她突然醒来，贴着车窗喃喃道：“变了，全变了。”
出租车在繁华的街道穿行，王建军按照旧地址导航，却发现昆山路的老里弄大多已拆迁，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他们寻找的门牌号所在区域，正好是一片待拆迁的老街区，大部分居民已搬离。
“会不会已经拆了？”王建萍有些泄气。
李素华却固执地指着一条窄巷：“从那里进去，第三个弄堂。”
兄妹俩推着轮椅走进巷子。斑驳的墙壁上写着大大的“拆”字，多数窗户已空洞无物。然而按照母亲指示，他们真的找到了一栋尚未完全清空的老式石库门房子。
一位白发老伯坐在门口晒太阳，听说他们来找旧物，眯着眼打量李素华：“你是...李师傅的女儿？”
李素华茫然地看着他。
老伯激动起来：“你是素华吧？我是阿四啊，以前住你家楼下的！”
李素华依旧没有反应，王建军连忙解释母亲患病的情况。
“这房子下个月就要拆了。”老伯叹息道，“你们来得正好，三楼亭子间还留着些旧东西，房管所让我清理我都没舍得动。”
在老伯帮助下，他们爬上吱呀作响的木楼梯。三楼转角的小房间锁已锈蚀，王建军轻轻一撞就开了。
十平方米的小屋积满灰尘，墙角果然放着一个深褐色的樟木箱子。
“就是这个！”李素华突然激动起来，试图从轮椅上站起。
箱子上挂着一把铜锁，早已锈死。王建军用力撬开，箱内物品保存得出奇完好：一叠用丝带捆好的信件、几张黑白照片、几本红色封皮的笔记本，还有一个小布包。
李素华颤抖着手拿起最上面的照片。照片上，七八个年轻女工站在纺织机器前，每个人都梳着辫子，穿着工装，笑容灿烂如阳光。背面写着“上海国棉十七厂先进班组，1961年5月”。
王建萍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枚铜质奖章，刻着“上海市劳动模范”字样，还有一张泛黄的剪报，报道着国棉十七厂李素华小组技术革新的事迹。
“妈以前是劳模？”王建萍不敢相信。他们记忆中的母亲只是个普通纺织女工，退休后也鲜少提起往事。
李素华摩挲着奖章，嘴唇微微颤动，哼起了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