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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站在村中心的老槐树下,对着聚集起来的村民深深鞠躬。
“我知道一句对不起远远不够,”他的声音坚定而清晰,“我不求大家原谅,只求一个机会——一个弥补的机会。我愿意用余生为这个村庄做力所能及的事,赎我年轻时候犯下的罪。”
起初没人理会他,但山口太郎没有放弃。他开始免费为村里老人看病——战前他学过一些医学知识;他主动承担最脏最累的农活;雨季来时,他不眠不休地帮助加固河堤,防止洪水泛滥。
转折点发生在那个冬天。村里几个孩子冰上玩耍时不慎落水,山口太郎毫不犹豫跳进刺骨的冰水中,救起了所有孩子,自己却因体温过低昏迷了整整两天。
醒来时,他看见床边围满了村民,李秀莲和孩子们握着他的手,老支书站在床尾。
“老王啊,”老支书开口道,“不管你以前是谁,现在你是我们村的人。”
1985年春,山口太郎的弟弟从日本来看他。走在村庄里,弟弟惊讶地发现许多村民都会主动和哥哥打招呼,孩子们亲切地叫他“王爷爷”。
“哥哥,你在这里很受尊敬啊。”弟弟说。
山口太郎笑了笑,没有解释。他带弟弟看了自己的农田,看了王家的祖坟——那里有他坚持为自己预留的一个位置,看了村里小学的孩子们。
临别时,弟弟问:“不回去看看吗?樱花快开了。”
山口太郎望向远方的沂蒙山,轻声说:“这里的山花也很美。告诉故乡的樱花,我在这里很好。”
弟弟离开后,山口太郎在自家庭院里种下了一棵小树苗。
“这是什么树?”孙子好奇地问。
“樱花树。”山口太郎摸着孩子的头,“等它开花时,爷爷给你讲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晚年的山口太郎成了村里的日语老师,免费教孩子们外语。他说:“知彼知己,才能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
1989年春天,庭院里的樱花树第一次开花。粉白的花朵在沂蒙山的春风中轻轻摇曳,树下,一位老人正给围坐的孩子们讲述着战争与和平、罪孽与宽恕的故事。
山口太郎最后在1995年去世,安葬在王家祖坟。墓碑上刻着:“王富贵(山口太郎)之墓——一个努力赎罪的人,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
在他的遗物中,家人发现了那份早已发黄的日本户籍证明和一块绣着樱花的手帕,手帕背面用工整的汉字写着:
“吾之罪,如山之重;吾之幸,如春之樱。感谢这片土地予我重生之机,终得花开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