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房（六）
派出所调解室的摔门声，像一根冰冷的楔子，彻底钉死了我与张家本家之间那道本就摇摇欲坠的亲情之门。日子并未因立案而变得轻松，反而像一张绷紧的、浸透了墨汁的皮纸，沉甸甸地悬在头顶，随时可能碎裂，泼下更浓稠的黑暗。赔偿通知下来了，三叔公和张建军捏着鼻子赔了换玻璃的钱，托一个面生的本家小辈送来的，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扔在门口的水泥地上，像施舍给路边的乞丐。那羞辱，比砖头砸在心上更闷，更疼。
恐惧并未消散，它只是换了副面孔，变得更加阴冷和无处不在。走在街上，总觉得背后有粘腻的目光，回头望去，却只有匆匆的行人或冷漠的侧脸。厂里的窃窃私语似乎平息了些，但那种无形的隔膜和刻意的疏远却更厚了。休息时，我常坐的那张长凳周围，自动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真空地带。偶尔与某个工友目光相接，对方会立刻像被烫到般移开视线，仿佛我身上带着某种不洁的瘟疫。连食堂打饭的阿姨，给我舀菜的手似乎都比别人抖得更厉害些，勺里的分量肉眼可见地缩水。
“孤煞星”、“克夫”、“不识好歹”、“搅家精”……这些恶毒的标签，像无形的符咒，被看不见的手贴满了我的后背。它们没有声音，却比任何喧嚣都更能压垮脊梁。我成了这座小县城里一个移动的、令人避之不及的禁忌。曾经偶尔还会打招呼的邻居，现在远远看见我，要么装作没看见，要么就拉着孩子快步绕开。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无声的排斥和冰冷的审判。
下班回到那间房子，成了唯一的喘息，却也成了更深的煎熬。新换的玻璃窗，擦得异常干净明亮，像一块巨大的、冰冷的墓碑，无声地记录着那夜的暴行和屈辱。它隔绝了冷风，却隔绝不掉心底的寒意。我常常蜷缩在沙发里，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听着墙上挂钟那单调、固执的“咔哒”声，数着自己沉重的心跳。孤独像冰水，从每一个毛孔渗透进来，浸透骨髓。握着那把冰凉的扳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它沉甸甸的分量带来一丝虚幻的安全感，却也时刻提醒着我处境的险恶。守？还能守多久？靠这把扳手吗？靠这四面冰冷的墙壁吗？一种巨大的、令人窒息的虚无感，像沼泽里的淤泥，一点点漫上来，企图将我吞噬。
公婆那里，我去的次数少了。不是不想，是不敢。婆婆浑浊眼睛里那份欲言又止的担忧和更深沉的绝望，公公沉默抽烟时那几乎凝成实质的愁苦，像两座沉重的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每次去，都像在提醒他们，也提醒我自己：建成死了，香火断了，而他们唯一的儿媳，正深陷在流言蜚语和宗族敌意的泥沼里，挣扎求生，毫无希望。我的存在，似乎只是往他们尚未愈合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偶尔送去些东西，也只是匆匆放下，不敢久留。离开时，婆婆枯瘦的手会紧紧攥我一下，那力道里充满了不舍、担忧和一种无法言说的愧疚，让我心碎如绞。
这天清晨，窗外灰蒙蒙的，下着冰冷的细雨。我挣扎着起床，准备去上班。习惯性地走到阳台，想看看那几盆在绝望中挣扎的绿萝。目光扫过窗台，却猛地定住了。
紧挨着冰冷玻璃的窗沿内侧，一个小小的、粗陋的瓦罐，突兀地出现在那里！瓦罐是那种最便宜、最土气的粗陶，边缘还带着毛刺，里面盛着半罐浑浊的雨水。而在那浑浊的雨水中央，竟然颤巍巍地立着一小簇……野花！
那是几朵极其普通的、田间地头常见的紫色小野花。花瓣单薄，沾着冰冷的雨珠，纤细的茎秆在微风中瑟瑟发抖，颜色暗淡，甚至带着些被风雨摧残过的蔫败。它们卑微地蜷缩在那个粗陋的瓦罐里，被冰冷的雨水浸泡着，看上去那么脆弱，那么格格不入，仿佛一阵稍大的风就能将它们彻底摧毁。
是谁？
我像被施了定身法，僵立在原地。心脏在胸腔里失序地狂跳。恐惧的本能让我第一时间想到了王有田，想到了张建军，想到了三叔公那张怨毒的脸——这是新的警告？新的羞辱？用这最廉价、最卑微的野花来嘲笑我的处境？嘲笑我如这野草般低贱，不配拥有这房子？
我猛地后退一步，后背撞在冰冷的墙壁上，寒意瞬间席卷全身。目光死死盯着那几朵在雨中发抖的小花，像盯着一条盘踞的毒蛇。愤怒和屈辱感在心底翻腾。他们还要怎样？砸了窗还不够？还要用这种方式来践踏我仅存的一点尊严？
我几乎是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