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万八！这个数字像一颗投入滚油的水珠，瞬间在小小的空间里炸开了锅。工友们发出“嚯！”的惊叹声。王媚的父母也惊呆了，他们从未想过女儿能收到这样一份“重礼”。王媚看着那沉甸甸的金子和厚厚一摞钞票，再看看王海平父母身上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棉袄，只觉得眼眶发热，喉咙发紧。这不是买卖，这是倾尽所有的托付和认可。
王海平站在她身边，黝黑的脸上也带着罕见的红晕，他笨拙地拿起那枚金戒指，想要给王媚戴上。戒指圈口有点小，卡在关节处。王媚看着他急得额头冒汗的样子，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自己伸出手指，微微用力，将戒指推了进去。尺寸刚刚好。她抬起头，对上王海平如释重负又满含喜悦的眼睛，轻轻点了点头。
那一刻，没有洁白的婚纱，没有梦幻的布景，只有满屋的喧嚣、呛人的油烟和手上这枚沉甸甸的、带着泥土人家体温的金戒指。王媚却觉得，比任何“红玫瑰”册子里的“金玉良缘”都更真实，更踏实。她终于明白，“嫁出去”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塞进某个男人的生活里，而是找到一个人，一个家，愿意接纳你本来的样子，愿意与你并肩在尘土飞扬的生活里，一砖一瓦地建造未来。
新房最终买在城郊一个不算新、但生活便利的小区。两室一厅，不大，朝南，有个小小的阳台。王海平坚持房产证上写了两个人的名字。装修是王海平带着工友一点点弄的，王媚负责监工和采买些小物件。她没再买过一件新衣服。身上穿的，是给自己做的：冬天是厚实保暖的灯芯绒长裤配羊毛呢小外套，春天是柔软的棉布衬衫配垂坠的阔腿裤，样式简单大方，针脚细密平整，比商场里买的更合身，更耐穿。她甚至用做窗帘剩下的碎布，给王海平拼了一件独一无二的工装马甲，口袋特意加厚，方便他装图纸和工具。王海平穿着它，在工地上引来一片羡慕的眼光。
她的手艺在街坊和工友间传开了。找她改衣服、做衣服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她收费很低，做一件普通的裙子，工钱往往只够买几卷好点的缝纫线。给工地上的工友补衣服，更是常常只收个线钱，或者干脆塞给她几个家里带来的土鸡蛋、一把青菜。老李乐呵呵地看着，也不介意，有时还指点她更复杂的裁剪技巧。王媚的名气，就在这一针一线的实惠和口碑里，像春天的藤蔓，悄然蔓延开去。
新房子装修好，敞了足足半年，直到盛夏的蝉鸣聒噪起来，空气里再也闻不到一丝油漆和板材的味道。婚礼的日子终于到了。
没有去豪华酒店，就在小区附近一个朴实的小饭馆里，摆了十桌。宾客依旧是那些熟悉的面孔：工友，厂里的姐妹，裁缝铺的街坊邻居，还有双方父母。王媚的嫁衣，是她自己做的。
不是洁白的婚纱，也不是当初那条刺目的红裙。她选了一匹质地极好的正红色织锦缎。款式是改良的中式旗袍，立领，斜襟，袖口收窄，裙摆做了方便行走的A字设计。没有繁复的刺绣，只在领口和襟边，用细细的金线勾勒出简约的缠枝纹样。料子本身的光泽和纹理，就是最好的装饰。她花了整整两个月，每一个针脚都倾注了心血。穿上身的那一刻，红锦缎映着她清亮而坚定的眼神，衬得她肤白如玉，身姿挺拔。没有昂贵的头纱，她只在脑后挽了一个简洁的发髻，插了一支王海平母亲送的、寓意“百年好合”的银簪。
当王媚穿着这身自己亲手缝制的红嫁衣，挽着父亲已能稍稍借力的胳膊，一步步走向站在前方、同样穿着崭新但依旧掩饰不住一身尘土气的西装（也是王媚改过的）、紧张得手心冒汗的王海平时，整个喧闹的饭馆忽然安静了一瞬。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那身红嫁衣，不再是虚妄的“嫁出去”的符号，不再是婚介所推销的标签。它是她一路走来的见证——从流水线的麻木，到相亲的屈辱，到债务的重压，再到指尖磨砺出的新生。这一针一线，缝进了她的挣扎、她的汗水、她的绝望、她的坚韧，最终缝出了这一身独一无二、带着她生命底色的光华。
王海平看着她，眼睛亮得惊人，像第一次在尘土飞扬的工地外见到她时那样。他伸出手，不再是债主握住欠债人手腕的力道，而是带着微微的颤抖，却又无比郑重地，握住了王媚的手。他的手依旧粗糙，带着常年劳作留下的硬茧，却异常温暖、稳定。
司仪是老李自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