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出自己（二）
婚介所那盏粉红色的霓虹灯招牌，在王媚脑海里灼烧了整整一夜。清晨闹铃响起时，那6888元划走的冰冷“嘀”声，混杂着红姐热情到灼人的承诺，依旧在耳膜里嗡嗡作响。她睁开眼，出租屋灰白的天花板在微光里沉默地俯视着她，像一张巨大的、没有表情的脸。床头挂着的那条簇新的红裙子，在昏暗里凝固成一团刺目的艳红，如同一个不合时宜的闯入者，提醒着她昨夜的冲动与孤注一掷。
她习惯性地伸手摸向枕边的旧钱包。指尖触到的不是熟悉的厚度，而是空空如也的、人造革粗糙的纹理。心猛地一沉，像块石头坠入冰窟。她坐起身，急切地翻开钱包。里面只剩下几张皱巴巴的零钞，孤零零地躺在一角，最大面额是十元。那张额度可怜的信用卡，此刻也显得单薄无比。昨夜在婚介所和理发店的挥霍，瞬间抽干了她几个月来像蚂蚁搬家一样辛苦积攒的血汗。一种尖锐的恐慌攫住了她，比出租屋的寂静更令人窒息。这个月剩下的日子，还有二十多天。四千块的工资，扣掉六百房租、水电、吃饭……原本就紧巴巴的，现在更是雪上加霜。她感觉胃里一阵抽紧，空荡荡的，又带着酸涩的灼烧感。
她像往常一样洗漱，只是动作格外迟缓。目光掠过墙角那个印着“靓影摄影”的廉价塑料袋，里面躺着那双折磨了她脚后跟一夜的红色高跟鞋。她没有再碰它们。她弯腰，从床底下拖出那双洗得发白、边缘已经磨损脱胶的旧帆布鞋。套上脚，熟悉的、支撑地面的踏实感传来，却丝毫无法驱散心头沉重的阴霾。桌上那半包苏打饼干，成了她唯一的早餐。她机械地咀嚼着，干涩的粉末刮过喉咙，味同嚼蜡。
刚把最后一点饼干碎屑倒进嘴里，口袋里的手机就突兀地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两个字：“家里”。王媚的心也跟着一紧。她深吸一口气，接通电话。
“媚媚啊！”母亲熟悉的大嗓门立刻穿透听筒，带着一种不由分说的急切，“起了没？今天礼拜天，不加班吧？”
“嗯，妈，刚起。”王媚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些。
“起了就好！我跟你说啊，你爸昨天去镇上赶集，碰到你李婶了！”母亲的语速又快又密，像连珠炮，“李婶你还记得吧？她娘家表侄！在县城开五金店的，听说生意做得可好了！人家还没对象呢！李婶一听你还在东莞，二话不说，就把你照片给人家看了！人家看了照片，说姑娘看着就本分！有戏！”母亲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难以抑制的兴奋，“你赶紧的，把你那工作辞了回来！人家说了，在县城有现成的房子，结了婚，你就在店里帮忙收收钱，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多好！不比你在那破厂子里强百倍？”
“妈……”王媚感觉喉咙像被堵住了，“我……我这边工作一时半会儿走不开。”
“走不开？有什么走不开的？”母亲的声音立刻带上了不满和焦虑，“媚媚啊，你可长点心吧！你都二十九了！虚岁三十了！你李婶都说了，人家条件这么好，愿意看看你，那是你的福气！你还挑什么？隔壁村跟你一样大的小翠，孩子都上小学了！你还在外面漂着，一个人，一个月能挣几个钱？够干啥的？你爸这两天腰疼病又犯了，药钱都……唉！”母亲重重地叹了口气，那声叹息像一块石头，砸在王媚心上，“听妈的，赶紧回来见见！错过这个村，真就没这个店了！你难道真想当个老姑娘，一辈子看人脸子？”
母亲的话像无数根细针，密密匝匝地扎在王媚的心上。二十九岁，老姑娘，看人脸子……这些词带着乡村特有的直白和残酷，剥开了她努力维持的、在城市边缘挣扎的体面。她握着手机的手指冰凉，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她张了张嘴，想说“我在婚介所交了钱”，想说“红姐说会帮我找更好的”，可这些话在舌尖滚了滚，终究没有勇气说出口。那6888元像一道耻辱的印记，提醒着她的愚蠢和走投无路。她最终只是对着话筒，发出一个干涩、短促的音节：
“……嗯。”
挂断电话，出租屋里那令人窒息的寂静再次将她吞没。母亲的催促还在耳边嗡嗡作响，与婚介所红姐信誓旦旦的承诺搅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眩晕的噪音。她需要一点声音，一点证明自己并非全然徒劳的证据。她鼓起勇气，用那台屏幕角落有裂痕的旧手机，拨通了红玫瑰婚介所的电话。
“喂？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