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嘉祺接过红糖，指尖碰到她的手，温温的。他剥开糖纸把红糖丢进嘴里，甜意从舌尖漫开，笑着拍拍胸脯：“放心吧晚星！我们肯定考出好成绩，绝不辜负你和陆连长这番心意！”
张真源嘴里含着糖，说话含含糊糊却格外有力：“对！一定给咱知青点争口气！”
拖拉机突突地发动起来，林晚星站在门口挥手，红糖的甜香还留在空气里。陆北辰坐在驾驶座上回头喊：“坐稳咯！争取让你们第一个进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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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斗里的人笑着应和，风声里混着红糖的甜，还有藏不住的期待与雀跃。阳光落在拖拉机的铁皮上，晃得人眼睛发亮，仿佛连车轮碾过的土路，都铺着一层甜甜的希望。
等他们考完回来，个个脸上都带着轻松的笑意。“题不难，”张真源说，“好多都是我们复习过的。” 严浩翔则神秘兮兮地说：“我报考了南方的大学，跟华先生说好了，到时候去找他。”
没过多久，印着烫金校徽的录取通知书，像衔着喜讯的燕子，陆续落在了知青点的土坯房里。
马嘉祺捏着北京大学的通知书，指尖抚过那行“录取”字样，阳光透过窗棂落在纸上，泛着温暖的光——那是他曾在梦里反复描摹过的名字。
张真源的清华大学物理系通知书被他用红绳仔细捆好，压在枕头下。夜里摸黑翻开，看“物理学”三个字时，眼眶总有些发热，仿佛终于能告慰家里那满箱蒙尘的旧书。
宋亚轩的音乐学院通知书上，还沾着路上的麦糠。他把通知书铺在琴盒上，指尖在“作曲系”三个字上敲出节奏，笑着对那把手风琴说：“你看，以后能正经学唱歌了。”
贺峻霖的复旦大学新闻系通知书被他夹在历史课本里，扉页上的校徽烫得发亮。他摸着“新闻系”三个字，想起自己记满了民生百态的日记本，心里像揣了团火——以后能把更多人的故事写下来了。
严浩翔捏着南方经济学院的通知书，指尖划过“国际贸易”专业，抬头望向窗外的土路，仿佛已经看到了远方港口的船帆。他把通知书折成小方块，塞进贴身的口袋，那里还藏着华先生送的那枚书签。
土墙上的日历被风吹得哗哗响，每张录取通知书都在桌上摊着，像一片小小的星海。知青点的煤油灯亮到深夜，这次却不再是啃书本的苦读，而是带着笑清点行囊，连空气里都飘着离别的甜。
离别的那天，大雪纷飞。贾玲煮了满满一大锅饺子，哭着说：“到了城里，可别忘了北大荒的味道。” 沈腾和马丽表演了最后一次小品，笑着笑着就哭了；鹿晗开着拖拉机送他们去车站，一路都在说：“有空回来看看。”
陆北辰抱着已经显怀的林晚星，站在雪地里，看着他们登上火车。“他们都走了。”林晚星轻声说。陆北辰握紧她的手：“我们还在。”
是啊，他们还在。
几个月后，林晚星在卫生所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眉眼像极了陆北辰。陆北辰抱着孩子，手足无措，却笑得合不拢嘴。
那天，孙悟空带着已经长成半大的狼崽来了，说是给孩子当“保镖”；唐僧送来一本线装的《诗经》，说要让孩子从小多读书；猪八戒扛来一麻袋红薯，说是给“小嫂子”补身子；沙僧则默默修好了知青点漏风的窗户。
后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春雷般炸响在全国，越来越多的知青收拾起行囊，告别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但马嘉祺他们几个，每年总会准时回来——带着城里的报纸，把新鲜事说给留守的老乡听；背着鼓鼓的行囊，里面是给孩子们的糖果，给老人的降压药。
严浩翔毕业后，跟着华先生扎进了南方的小商品市场，成了最早一批蹬着三轮车跑批发生意的“个体户”，几年后铺子门口的招牌都换成了鎏金的；张真源进了农机研究所，他改良的播种机比老款快三成，图纸传遍了大江南北的国营农场，老乡们见了他总喊“张工程师”；宋亚轩考上了音乐学院，后来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唱起当年在田埂上哼的调子，台下掌声雷动，他却总说“这嗓子是北大荒的风吹出来的”；贺峻霖成了报社记者，跑遍了当年知青插队的村子，写出的报道《黑土地上的青春》刊登在头版，字里行间全是麦香和汗水；马嘉祺留在了政策研究室，每次下乡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