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要举办一个“残疾人就业与康复论坛”，规格不低，省残联、劳动局、甚至民政厅都会有人去。“小艳，你去试试吧，”老干事在电话里压低声说，“带上你们那儿的东西，去碰碰运气，万一……万一有领导能看到呢？总比窝在家里强。”
论坛？省城？小艳握着话筒，心跳骤然加速。那是一个离她日常生活无比遥远的世界，充斥着文件、政策、报告和她想象不出的场面。去吗？她看着桌上那份按着红手印的章程，看着空荡荡的训练室，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中心账户上那点可怜的钱，甚至不够支付她去省城的往返路费和几晚最便宜的住宿费。
那一刻，她几乎要放弃了。现实的锉刀，总能最快地磨去理想的棱角。
但就在她放下电话，陷入沉默时，目光无意间扫过墙角。那里放着几个康复中心女工最近试着做的编织篮和手工布鞋，是王大姐带着几个手还灵便的伤员，用旧毛线和碎布头做的，针脚不算特别精细，却朴拙结实，透着一股子不肯向命运低头的顽强生命力。其中一双小小的虎头鞋，做得尤其可爱，眼睛用黑纽扣缝的，炯炯有神。
一个念头，如同电光石火般劈入她的脑海。
她去里屋，翻出母亲当年陪嫁的一个老式樟木箱子，从最底层，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一件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旧旗袍——母亲年轻时唯一一件体面衣服，墨绿色的软缎，领口和袖口用金线盘着精致的梅花扣。母亲说过，这衣服改过三次领口，每次都能穿出新样子。她记得母亲说这话时，眼里有光。
小艳的手指轻柔地抚过那些细腻盘绕的金线梅花，一种混合着心酸和力量的情绪涌上心头。她深吸一口气，拿起那件旗袍，又挑了几个最好的编织篮和那双虎头鞋，用一个干净的布袋子装好。
然后，她走到铁皮柜前，打开，从周建国那笔钱里，数出了去省城所需的、最最基本的路费和住宿费。每一张钞票都仿佛带着滚烫的温度，灼烧着她的指尖和良心。她咬紧牙关，将钱紧紧攥在手心。
“就用这个，‘赌’一把。”她对自己说。
省城的繁华，与那个困顿破败的县城康复中心，仿佛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行人衣着光鲜，步履匆匆。小艳穿着她那件最好的、却依然显得过于朴素的灰色外套，提着那个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布袋子，站在省残联大楼气派的门厅前，感到一阵阵眩晕和自卑。
论坛的会场设在省残联大楼的会议中心。地毯柔软，灯光璀璨，西装革履的领导、学者、各地残联系统的代表济济一堂，空气里弥漫着茶香和打印文件的清新气味。小艳缩在会场最后排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台上那些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专家们，侃侃而谈着“政策框架”、“国际视野”、“标准化建设”，那些宏大的词汇像一颗颗光滑的鹅卵石，从她耳边滚过，却无法在她焦虑的心湖里激起半点涟漪。
她听着，心里却越来越凉。这里的语言、思维模式，与她那个充斥着瘫痪起立床、拖欠药费、按着红手印的粗糙章程的世界，相隔何止万里。她带来的那些东西，那些针头线脑、碎布旧衣，在此刻显得如此可笑、不合时宜。她甚至开始后悔，为什么要来这一趟，白白浪费那笔珍贵的路费。
中午休会，主办方安排了自助午餐。精致的餐点摆放在光可鉴人的长桌上，人们端着盘子，优雅地取食，低声交谈，拓展着人脉。小艳完全没有胃口，她缩在餐厅一角，看着眼前的一切，感觉自己像个误入华丽宴会的乞丐，手足无措，只想尽快逃离。
就在她准备悄悄离开，下午不再回来时，目光无意间扫过餐厅角落的一个展示台。那里零零散放了一些各地残联送来的、象征残疾人自强的作品，大多是些简单的十字绣、编织物，参观者寥寥。
一个极其大胆，甚至可以说是疯狂的念头，猝不及防地击中了她。
心脏骤然狂跳起来，血液轰地涌上头顶。她几乎是屏着呼吸，左右看了看，趁无人注意，猛地打开一直紧紧抱在怀里的布袋子，快步走到那个冷清的展示台前。
她的手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却异常迅速地将台上那些略显呆板的展品往旁边挪了挪，然后，几乎是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虔诚，将自己带来的东西——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