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被眼下这难以为继的穷困，压弯了腰，慌了神，才走了这步臭棋。这人哪，一慌，一怕，就容易办糊涂事，走歪路。”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沉重而迟疑的脚步声，一下下，仿佛踩在人的心上。脚步声在门口徘徊了很久，最终，还是响起了犹豫的、轻轻的敲门声。
小艳的身体瞬间绷紧，脸上露出极度抗拒的神情。
梅母拍了拍她的手背，起身去开门。
门外站着的，果然是周建国。他像是瞬间老了十岁，头发凌乱，胡子拉碴，眼窝深陷，身上的夹克沾满了灰烬和夜露的痕迹。他不敢抬头看屋里的任何人，尤其是小艳，只是佝偻着背，像个等待审判的囚徒，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破旧的布包。
“妈…我…”他的声音干涩沙哑，几乎难以分辨。
梅母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只是侧身让他进来。
周建国僵立在门口，进退两难。屋内压抑的气氛和小艳那冰冷刺骨的目光，让他无地自容。
梅母却像是没看见这尴尬，只是转身从锅里盛了满满一大碗粥，又拿了好几个空碗，放进一个旧竹篮里，还装了一罐咸菜和一些馒头。
“都别愣着了。”梅母的语气平静得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小玲那边，她男人还在气头上，但总不能饿着肚子守着。小艳，你跟我一起去送点吃的。建国，你也来，在外面等着，看看有什么能搭把手的。”
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属于母亲的权威，强行将两个陷入冰点的人捏合到一件具体的事情上。不是争吵，不是对峙，而是去做最实在的事——送饭。
小艳愣住了，不解地看着母亲。周建国也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难以置信和一丝微弱的希冀。
梅母已经拎起了篮子，率先走出了门。小艳咬了咬嘴唇，最终还是默默跟了上去。周建国迟疑了一下，也低着头，远远地跟在后面。
小玲家就在不远处的巷子里，灯光通明，还能听到隐隐的埋怨和叹息声。梅母没有直接进去，而是先去了旁边的厨房——康复中心那间简陋的厨房。她熟门熟路地生火烧水，将粥和食物重新温热。
然后，她端着热气腾腾的粥，走进了小玲家人所在的屋子。她没有多说任何道歉或者求情的话，只是将粥一碗碗递到小玲丈夫和那些守着的亲戚手里。
“他大哥，嫂子，折腾一天了，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天大的事，也得吃饱了才有力气商量。”她的声音温和而诚恳，带着长辈特有的安抚力量，“小玲丫头遭罪了，我们心里都跟刀绞似的。该怎么治，该怎么赔，我们认，绝不推脱半点。眼下，先顾着活人。”
热粥的香气，老人朴实而真诚的话语，像细微的暖流，稍稍融化了屋子里剑拔弩张的冰冷气氛。小玲丈夫紧绷的脸色缓和了些许，接过碗，闷头吃了起来。其他亲戚见状，也不好再说什么。
梅母又盛了一碗熬得烂烂的米粥，走进里屋去看望躺在床上的小玲。她坐在床边，轻轻吹凉了粥，一勺一勺地，极其耐心地喂给小玲吃，一边喂，一边低声说着宽慰的话。
小艳站在门口，看着母亲微驼的背影，看着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沉稳地端着碗，看着她用最朴素的方式一点点化解着仇恨和怨气。她的眼眶再次湿润了，但这一次，不再是绝望的泪水，而是一种复杂的、掺杂着感动和反思的情绪。
周建国一直远远地站在院子角落的阴影里，低着头，像个罪人。他能听到屋里传来的细微动静，能闻到食物的香气，能感受到那种由梅母带来的、微妙的气氛变化。羞愧和悔恨像蚂蚁一样啃噬着他的心。
送完食物，梅母带着小艳和周建国离开。回去的路上，三人沉默无言，但某种坚冰，似乎在无声中开始微微松动。
第二天，小艳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开始暗中调查周建国挪用那笔钱的真正去向。她找到了那个黑市设备的中间人，旁敲侧击；她悄悄去打听棉纺厂改制前那些语焉不详的旧账。
几经周折，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原来，棉纺厂改制前，曾发生过几起严重的工伤事故，赔偿协议一直模糊不清，留下了巨大的债务窟窿。厂子改制后，这笔账理论上被甩掉了，但几个伤势严重、生活极其困难的工人家庭，却时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