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牛皮纸文件袋在苏晚办公室的抽屉里躺了整整两天。
像一块沉甸甸的烙铁，无声地炙烤着她的理智和好奇心。她照常工作，开会，审核方案，甚至去了一趟试点社区查看拆迁进度。但无论做什么，心思总有一角被那个未开封的秘密牵引着。
她知道自己终究会打开它。这不仅关乎傅瑾舟的过去，也关乎她自己一直追寻的答案，以及那段仓促结束的婚姻里，她所承受的委屈和困惑是否值得。
周五晚上，她推掉了顾言约饭的电话，独自回到租住的小公寓。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冷雨，敲打着玻璃，更衬得屋内一片寂静。她冲了一杯热茶，在书桌前坐下，深吸一口气，终于从包里拿出了那个文件袋。
封口很严密。她用小刀小心地划开，里面是薄薄的几页纸，还有一些照片的复印件。
她首先拿起那几页纸。是专业的调查报告，语言客观、冷静，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报告证实了周文远的身份——红星机械厂子弟学校的音乐老师。他与傅芸相识于厂里的文艺活动，因共同的兴趣爱好（报告提及傅芸年轻时也曾学过乐器）而逐渐走近。报告中附有几份当时厂里同事的侧面回忆（显然是近期走访取证得到的），有人记得他们关系不错，经常一起讨论乐谱，但也仅限于此，并未提及任何超越友谊的迹象。
关键的转折点，在傅芸被查出患有重病之后。
报告显示，傅芸患病期间，傅振华（傅瑾舟的父亲）因其时正在外地负责一个重要的项目，长期缺席。是周文远，以朋友的身份，给予了傅芸很多帮助，包括联系医院，帮忙照顾年幼的傅瑾舟，甚至在傅芸病情恶化时，经常前去探望和陪伴。
报告中夹着一份泛黄的、字迹有些模糊的日记复印件，来自傅芸一位已故的挚友。日记里提到了傅芸临终前的一段话，大意是感激周文远在她最艰难时的照顾和陪伴，说他是个“善良而温柔的人”，并隐约流露出对丈夫傅振华长期缺席的失望和遗憾。日记里还提到，傅芸曾将自己珍藏的一枚口琴托付给周文远，希望他能在适当的时候，转交给她的儿子瑾舟，并教他吹奏，“希望音乐能带给他一些安慰，别像他父亲那样，活得那么……冷硬。”
看到这里，苏晚的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撞了一下。那枚口琴……原来是这样来的。它不是定情信物，而是一个母亲临终前，对儿子最温柔、最深切的牵挂和祝福。
报告的最后一页，是关于周文远的后续。傅芸去世后不久，周文远便辞去了学校的工作，离开了这座城市，从此杳无音信。报告推测，他可能是不愿触景生情，也可能是为了避嫌，毕竟在那个年代，一个单身男性与有关之妇（尽管是临终关怀）过往甚密，容易惹人非议。
照片复印件是几张周文远和傅芸在不同场合的合影，除了苏晚见过的那张栀子花树下的，还有几张是在厂区文艺汇演的后台，或者集体活动中。照片上的两人，笑容坦然，姿态并无逾矩，更多的是一种志同道合的亲近感。
苏晚放下报告和照片，靠在椅背上，久久无言。
窗外的雨声似乎变得遥远了。
真相，原来是这样。
没有不堪的私情，没有混乱的关系。只有一个女人在生命尽头得到的、来自朋友的珍贵温暖和善意，以及一个男人出于善良和同情而伸出的援手。而傅瑾舟，那个年幼丧母的孩子，他得到的不仅仅是失去母亲的痛苦，或许还有对父亲缺席的怨怼，以及……对那枚承载着母亲最后温柔嘱托、却最终未能由“指定之人”送达的口琴，所产生的复杂而扭曲的心结。
他恨的是什么？是恨周文远这个“外人”占据了母亲临终前的重要位置？还是恨那枚口琴所代表的、他从未真正拥有过的、来自母亲的音乐和温情？亦或是，连带着恨上了所有试图探寻这段过往的人，包括她苏晚？
她忽然明白，傅瑾舟将这份调查报告交给她的用意。
这不是示威，也不是警告。这是一种笨拙的、迟来的解释和……坦白。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她：你看，这就是你所好奇的、我所忌讳的过去。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肮脏，但它对我造成的伤害，是真实而深刻的。
他在尝试，打破自己筑起的冰墙，哪怕只是裂开一道缝隙，让她能看到墙后那部分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