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亲生的他们会不会对我好一点，对我的限制少一点，等等。我编了很多很夸张的故事以显示我比他更惨。我撒谎了，没有人虐待我，我的零花钱毫无限制地放在客厅的抽屉里。面对零花钱自由地躺在抽屉里对我妖娆地招手，施展诱惑，不知为何，我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只能对它们“say No!”。它们是钓鱼执法试探我内心贪念的“饵”而已。对于春生内心的苦，我却无比理解、感同身受，就像就像那些编造出来的虐待故事真的发生在我身上过一样。
二十多分钟后来电了，春晚继续。
爸爸的执念除了除夕看春晚外，还有初一上坟祭祖。他的原话是：“我们家初一早上必须全员去上坟，‘下刀子’也要去！”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初一早上”，二是“全员”，也就是我爸、我妈和我，我们仨。
早上七八点，在互道“新年好”的问候中起床，看着窗外漫天飘舞的雪花和四处角落里堆积不多的那些白，似乎有了些许“年”的味道。只是在这样风雨雪交加的天气，去湿滑、泥泞又狭窄的野田梗里祭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还来不及为艰难的祭祖之路发愁，屋里响起了叮铃铃的电话铃声。妈妈叫我去听电话，说是我同学。我心下狐疑：这个时候打电话来肯定是拜年的，但会是谁呢？很多年前淼淼打过一次电话拜年，有且仅有那一次。苏小鹏、艺婷没有这习惯，奚萍、东霞她们家没有电话，女生里就不太会有谁了。男生吗？“小点子”和春生已经在放假前的最后一次通信里互相提前拜过年了，陶然家没有电话，史辉、莫凌波他们那种会害羞的人好像也干不出这事，是谁呢？
“喂？哪位？”我拿起听筒时，脑门子上还是无数个问号。
“新年好啊！新年好！”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浑厚的男中音。
“呃……”他不报出姓名，显然是要看我能不能猜对人。我怕是很熟的人，答错就太丢脸了，谨慎地试探道：“是乐为吗？”
“哈哈哈哈……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吗？”爽朗的笑声响起，好像是猜对了。
“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我脑子还是懵的，发问也极没水平。其实我想知道的是在众多同学朋友里，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拜年的会是他。
“大过年的，拜年啊！哈哈哈哈，我是今年第一个给你拜年的吧？”他笑得有些过头了，似乎有背后隐藏着什么捉弄的小把戏。不过也无所谓啦，能接到他的拜年电话我也很高兴，跟他随便瞎聊起来。后来才想起，东霞放假前故意放话说过年的时候要给他打电话，好给他制造点麻烦，让他爸妈追着他问“给他打电话的女生是谁？”看来他这是先下手为强了，哈哈。
挂上电话，果不其然，我妈就开始追问打电话的男生是谁，哪里人，成绩怎么样之类的，并迅速和前几天的陶然联系起来，问是不是同一个人。我避之不及，赶紧用上坟要准备的事转移她的注意力。
上坟之路比预估的还要难走。冻了半宿的冰碴子化而未化，在白天逐渐回暖的温度里，融化的雪水浸润田埂面层的黄泥，水少的地方打滑，水多的地方湿陷，一脚下去能粘起厚厚一坨泥。在风口处，融化的雪水会被冷风吹冻上，反复融冻形成了无比坚硬光滑的“牛皮凌”。半米左右宽的田埂上除了随机分布的黄泥和“牛皮凌”斑块，还有各种未知的路障——凸凹不平的砖石块、躺倒的枯树枝、断头田埂……我们就在这样的旅途中艰难地行进着，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落脚，然后仔细分析探查下一步的落脚之处，再拔起沾满厚重泥巴的鞋子迈出下一步。每走几步，都要用路边捡的枯树枝对负重的鞋子做下清理，可轻便不了几步，又会继续负重。这像极了我所能预见到的人生。
妈妈穿着高跟鞋，行走更加艰难。爸爸一边搀扶着她，一边指导她该怎么走路。妈妈不服，反驳。两人有说有笑，打情骂俏，像极了新婚的小两口。看他们如此，我是觉得幸福的，只是我也不会傻傻地杵在他们眼前当“电灯泡”，便仗着总质量轻、行动灵活，当起了“开路先锋”，把他们甩在不算太远的后面。
走到目的地，看坟前香烛供品摆放的样子就知道大伯家已经来过了，离开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大伯极信奉各种封建迷信，对求神、拜佛、祭祀等各种规矩和细节都有他的一套说辞。听说，开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