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反驳我的观点。
事实上，友利坚军队体系几乎符合我所描述的“怪物”的所有特征。
若要反驳这个论断，只有阐述其所包含的道德义务和为之做出的努力。
而众所周知，一位合格的现代政客，从来不会为道德赋予工具属性与表面装饰之外的任何意义。
更不会让其干扰自己思考的纯粹性。
在这一步上，我们很容易便达成了共识，并由此进入下一步。
“正是由于定义上的偏差，”
黄杨木雕成的飞鸟在我的指尖转动，其翅尖划过空气，无声无息，
“自乔治·马歇尔试图将战时的统帅部经验，移植为一种和平时期的官僚常态以来。
所有针对友利坚军事集团的政策，都无可避免地陷入了一个根本性的误区。”
“他们试图使‘实’，去强行靠拢那个早已与现实脱节的‘名’。”
这是一种认知上的倒错。
就像古代经院学者在‘名实之争’中，坚持认为柏拉图理型世界里的完美的‘马’，比尘世间任何一匹可以被触摸、被驾驭的血肉之马都更为真实一样。
他们挥舞着各式各样的政策工具。
从麦克纳马拉主导的、试图用成本效益分析来量化国防产出的ppbS系统；
到卡特时代试图斩断军方与国会间利益输送的种种廉政法案；
再到‘金水法案’后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的重组……
其目的无一不是限制这个托拉斯的无序扩张，削弱其与政治实体的过度绑定。”
“然而结果呢？”
我暂停了叙述，将视线投向朱利安。
“变得更糟。”
他给出了理所当然的答案，“‘旋转门’现象非但没有被遏制，反而演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心照不宣的人才环流。
军事产业集团从未被真正削弱，反而因为邦联政府更深层次的介入，藤蔓缠绕巨树一般，与整个官僚系统彻底融为了一体。”
“您明面上，似乎一直主张削减F-35项目的预算，对吗？”
这句话的语气非常随意，像是只在谈论天气。
“是的，该项目成本超支严重，技术可靠性也一直存在争议……”
我抬手，打断了他的官方辞令。
“但是，我相信您也收受过军工集团的好处。
对吗，朱利安部长。”
他的瞳孔有那么一瞬间的收缩，如同被强光照射的猫眼。
嘴唇下意识地张开，那个“不”字几乎就要脱口而出。
但他没有。
在绝对且直白的权力结构与利益网络面前，个人道德姿态显得既虚伪又可笑。
短暂的沉默，便是最高明的回答。
“是的。”
他终于承认，声音里不带一丝羞愧，只有陈述事实的坦然，
“从我进入国防系统以来，一直如此。
一些非公开的政治献金，一些来自企业顾问委员会的丰厚酬劳，一些内部的股票信息……
但这没什么，我的同事们，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么做。
不是吗？”
“当然，您做得对极了。”
我给予他肯定的微笑，“您，以及六角大楼E环走廊里的所有人——阿什顿·卡特、劳埃德·奥斯汀、马克·埃斯珀……你们都没有错。
真正错的，是那些试图用道德的刀锋去切除利益肿瘤的政策。”
我向后靠去，让身体的重量完全陷入椅背的皮革之中，姿态前所未有的放松。
“这便是那些政策的荒谬之处。
它们的制定者，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友利坚的国防系统，乃至于整个政治系统，其底层架构早已不是孟德斯鸠所设想的三权分立。
而是一家以国家名义运营的、股权高度分散的巨型企业。
一个传统的、前现代的、寄希望于官员道德自律的介入方法，不可能对这个系统产生任何作用。”
“国民、自由、民主、文明，从来只能是财报扉页上的企业愿景，而非指导生产经营的行动纲领。
良知，除非能作为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