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因为它与资本效率、成本控制、供需规律这些底层法则相悖。”
“听起来非常正确。”
伊莎贝拉点头。
“这正是哲学的意义所在。
任何一个哲学体系，它的第一步，永远是分析现实，解释现实，为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赋予一套可堪信任的运行逻辑。
辩证法作为一种思维模型，其先进性与开拓性便在于此：
它给予现实一套包容性极强，且具备无限可拓展性的解释框架。”
我放缓了语速，尽力将语言打磨得更具思辨性：
“你看，如功利主义，它的最终目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是一个‘有目的的工具’，一切解释都为这个终点服务。
再比如康德的绝对命令，它追求一种普遍的、无条件的道德律，同样是有目的的，建立在“人是目的，而非手段”这个先验的、不证自明的道德公理上。
而辩证法不同，在高手手中，它是一个‘无目的的工具’，或者说，它的目的就是‘解释本身’。
一位精通辩证法的理论家，可以为一切事物——无论高尚或卑劣，进步或保守——都赋予其存在的内在合理性与必然性。”
“回到我们那位工人的例子。
他的诉求，在他的立场上，当然是百分之百合理的。
他可以用德国人的理论武装自己，去抗议，去罢工，去要求更高的待遇，并且很大可能成功。”
“而企业与市场，也会用它们自己的方法做出回应。
资金会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撤离，工厂会搬迁到法律更宽松、人力更低廉的地区，或者，在更激烈的对抗中，企业直接破产倒闭，工人失去一切。
相比之下，”
我话锋一转，
“东方人的做法有时就显得先进、务实得多——原则上支持，细节上讨论，事实上反对。”
“哲学只能解释一切，但不能解决一切。”
伊莎贝拉轻声说，她复述着我手稿里的一句话。
“下一句话是？”
我带着考验的意味问道。
“能解决一切的只有暴力（Force）。”
她的声音立即跟上，没有丝毫波澜。
“能解决一切的只有暴力。”
我重复道，并赋予其更广阔的内涵，
“——武力的暴力，技术的暴力，信息与思想的暴力，以及抽象些的，规则与权力的暴力。
只有通过各种形式的暴力，才能为某一种哲学的贯彻实施，排除掉所有与之相悖的干扰因素。
同样的，只要积累起足够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暴力，就能将一种哲学，无论它本身多么荒谬，变成所有人都必须接受的真理。”
“凯莱布·万斯的愚蠢也正在于此。”
我的思绪回到了档案的主人公身上，
“他鄙弃了人类生活的其他维度，却将生命终结时那稍纵即逝的边界状态，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艺术。
并过度沉溺于对那个瞬间的复现。
他的‘创作’有其独到之处，却也狭隘得不可救药。”
“审美不被主流认可，不被大众接纳——归根结底，只是因为暴力，不够强劲，不够彻底。
一首无比难听的乐曲，也可以让世界上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喜爱——只要你能发明一种技术，精准地清除掉所有听到它时会产生负面情绪的耳朵。
一位妻子可以对她的丈夫至死不渝，忠贞不二——只要技术足够先进，干预的手段足够彻底。”
这是一番略显冗长，甚至有些脱离眼前话题的独白。
伊莎贝拉没有打断，只是她放在膝上的左手，食指与中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荆棘冠冕”。
银色的荆棘纹路在她的指尖下时隐时现，这当然不是不耐烦的表现。
她的注意力，已经飘向了我们所在的这片空间之外——她注意到了门口的不速之客。
几乎就在我最后一个音节落下的同时，酒店客房的门被敲响了。
那敲门声很特别。
并非急促的催促，也不是犹豫的试探。
音量不大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