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则陷入了另一种偏执。
它过于注重‘经济’这个单一的变量，它的视野被局限在与经济关联密切的市场、政策、利率之中。
它构建了一个‘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假设，并以此为基础推演整个世界。
诚然，”
他看了一眼克劳斯，
“像您所属的奥地利学派，已经注意到了‘个体行动’在其中的重要性，并试图打破这种化约主义的束缚，这很不错。
但你们依旧没有跳出原有的框架，你们依旧在讨论‘市场过程’如何自发地走向‘均衡’，而没有勇气去凝视那片更高层的、更广阔的天空。”
他的论述剖开了相关领域的理论软肋——从克劳斯的表情就可以看出。
“我们的‘社会战略成功学’，则与这两者截然不同。”
西拉斯停下脚步，重新站到会议室的中央，张开双臂，如同一个准备拥抱新世界的先知。
“成功，经济上的成功，财富的无限增殖，它不是我们达成某个社会目标的阶段性条件，也不是我们实现某种理想的工具。”
“它是最终的结果。”
“所有其他的社会学元素——法律、道德、教育、艺术，乃至于哲学和文化——它们都不是目的。它们全部都是过程。
是筛选工具，是催化剂，是服务于最终结果的变量和函数。
我们评估一项法律是否‘正义’，唯一的标准是它能否为社会带来更多的财富；我们评判一种道德是否‘高尚’，唯一的标准是它能否促成更有效率的经济行为。
这是时代的号召。”
“一切评估，皆基于财富。”
他用抑扬顿挫的语调，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那是一句古老的拉丁文，却被赋予了全新的、更加丰富的含义。
“omnia ad auri mensuram.”
（一切，皆以黄金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