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认为唐、宋两朝都有成文法典来审理案件，只有元朝没有效仿古代制度，将当时的行为编为条例（“条格”），这就使得吏员容易作弊。自从平定武昌以来，就开始商议制定律令。这时，御史台和谏院已经在各道设立了按察司，即将去郡县巡查，要颁布成文法令，让朝廷内外遵守，所以命令李善长等人详细制定。朱元璋告诫他们说：‘立法贵在简明适当，要使言辞直截了当、道理清晰，让人人都容易知晓。如果条例繁多，或者一件事可以有轻有重的两种解释，就会使奸诈贪婪的官吏得以趁机为非作歹，那么原本为了禁止残暴的法令反而会伤害到良善之人，就不是好的法律了。务必追求适中，来去除繁杂的弊病。渔网太密，就没有大鱼了；法律太严，就没有完整的百姓了。你们应该尽心研究，凡是关于刑罚的条目，每天呈给我，我和你们当面商议斟酌，这样或许可以制定出长远的律法。’
乙卯日，朱元璋对台宪官刘基、章溢、周祯等人说：“纪纲法度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而用来整顿纲纪、严明法度的，就在于御史台和宪司（按察司）。凡是制定法度昭示百官，就像射箭的人要有靶子一样。各部门众多的官员，如同学习射箭拿着弓箭的人，都要从御史台那里取法学习（其标准规范）。所以（作为执法者）反省自身不能不慎重。如果不知道事物的根本，在小的方面能明察却在大的方面糊涂，终究不是最正确的方法。你们执法，要上应天象（意指公正严明）。如果有一点偏私，就会使纲纪法度废坏，而百姓就不得安宁。何况有的人把严峻的法律条文当作自己的才能，把苛刻地明察当作智慧，像宁成、郅都、周兴、来俊臣这类人，用巧妙的诋毁和严峻的法律条文，肆意施行残酷暴虐的手段，最终也难免身败名裂。像于公（于定国之父）积下阴德，子孙乃致贵显。天道清楚明白，很是让人敬畏啊。（意指执法者当存仁恕之心）”
丙辰日，朱元璋派遣使者带着书信去劝谕元将李思齐、张思道说：‘从前元朝皇帝昏庸，天下崩溃，想成就霸王功业的群雄很多，然而他们处在不合适的位置，只是搅扰百姓。现在已经过了十七年了，他们的功业建树，几乎没有听说过。近来我的将军傅友德驻守徐州，军队驻扎在中滦，俘获了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的部将，才知道你们二位在秦中（陕西）割据一方，而王保保也已经在那里据守。把那险要的地势一分为三，数年之间，百姓没有一个确定的归属。让旁人来看，好像都不是明智的人。据我料想，并不是你们智谋不够。最大的忧患在于因循守旧，沿袭元君的旧号，不迅速决断，从而使百姓横遭涂炭罢了。我虽然见识浅陋，但经常与高明有才能的长者讨论天下的形势，天命兴衰的关键，也略知一二。何况人们常说，上天帮助的是有德行的人，地形有利可以据守的地方是险要的地方。如今这百二山河（指关中险固之地），被二位主公（分别）占据，不相上下。如果一定要互相作为掎角之势，在其中分享富贵，恐怕只能保证暂时无事，不能保证最终平安啊。现在我不害怕你们二位发怒，坦率地告诉你们：你们二位应当衡量一下，在势力和德行上推举出一个人作为尊长，安抚平定关中，来统一民心。拥有精锐的士兵防守险要的地方，向东威慑太行山，向南威慑黄河。让君主处于上位，公卿将相各安其位，百姓乐于从事自己的行业，人人都能保全性命，不也可以吗？如果各方都占据一个角落，把互相杀戮当作厉害的事，虽然能一时痛快，但必定会有难以预料的灾祸。倘若有意外情况，就会身败名裂。比起那些违背自己的本心（屈节），揣摩别人的心意（揣分），尊敬朋友中品德高尚的人，让他们成为君主，而自己则担任公卿将相，以永远保住功名富贵的人，他们的贤明和不贤明，难道不是相差得很远吗？我如果把使用武力争强斗胜的事情告诉你们，让二公彼此较量武力，来一决高下，这样秦地的百姓就没有休养生息的日子了，这终究不是贤能之人和君子中知晓天命的人所做的事。现在把相互尊重、相互谦让的事告诉两位，是想要使军队休战，使百姓安宁，这对两位的好处不小。两位应当衡量一下，在势力和德行上谁更值得尊敬？如果不这样做，鹬蚌相持，渔人得利，后悔就来不及了。’
丁巳日，朱元璋在西楼宴请功臣。宴会结束后，对众将说：“自古以来的豪杰开创基业，不任用贤能的人，怎么能成就大事呢？我出身于平民百姓，依靠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