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事”混淆视听时，直接申请关键证人出庭，打破他们的逻辑闭环。】
姜瑜蓉抬起头，眼神变得坚定。
“审判长，针对被告所说的‘管教’和‘借钱’一说，我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证人名叫赵爱国，是临安县上洋镇派出所的民警，也是看着我长大的街坊邻居。”
柳吴梅点了点头：“传证人赵爱国出庭。”
“吱呀~~”
审判庭侧门被推开。
一个穿着警服的老人走了进来。
他看起来快六十岁了，头发花白，背有些微驼，手里捏着一顶磨损严重的警帽。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了基层工作的疲惫和岁月的痕迹。
看到这个老警察的瞬间，被告席上的姜大勇和刘翠芬脸色变了变。
这老赵头，他们可太熟了。
赵爱国走进法庭，目光有些复杂地扫过被告席，最后落在了原告席那个清瘦的女孩身上。
作孽啊。
他在心里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三十年前就是上洋镇派出所的民警，如今快退休了，依然还是个普通的片警。
在基层这种地方，没有关系、不懂钻营，一辈子也就是在鸡毛蒜皮的纠纷里打转。
但这并不代表他心里没有一杆秤。
姜家这点破事，他在镇上看了快二十年。
他们派出所的接警记录里，关于姜家的报案就有三次。
一次是姜瑜蓉自已报的，那时候她才十岁，被打得头破血流跑出来。
另外两次是周围邻居实在听不下去了，帮忙报的警。
基层派出所警力短缺，每一次都是他赵爱国出的警。
每一次，他都只能站在姜家那充满霉味和戾气的堂屋里，苦口婆心地劝。
“老姜啊，孩子还小，不能这么打。”
“翠芬啊，那是你闺女，给口饭吃吧。”
但也仅此而已。
之所以只能调解，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甚至直到现在，在很多基层执法者的观念里，这就叫“家务事”。
只要没打残，没打死，那就是父母管教子女。
就算他想抓人，法律依据不足，所里也不会批拘留手续，最后还得放人，反而让孩子回家后被打得更惨。
这种无力感，折磨了他很多年。
前段时间姜瑜蓉这丫头找上他时，他才知道那个当年躲在他身后瑟瑟发抖的小女孩终于要把这家人告上法庭，赵爱国二话没说，换上了最干净的警服就来了。
虽然他只是一根没什么权力的老警棍。
但今天，他想做一次真正的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