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吴梅坐在高高的审判席上，手指轻轻摩挲着卷宗的边缘。
她的目光在原告席那个清瘦女孩和被告席那一家三口之间来回梭巡，心中那个天平，其实早已有了倾斜。
但这并非基于同情，而是基于多年的审判直觉。
这案子，棘手。
这种棘手不在于事实不清，而在于“定性”。
她在基层干了十几年刑庭，见过的家庭暴力案子虽然主审得不多，但是类似案例却也看过不少。
虐待罪当中最经典的家暴案，通常都有一个烂醉如泥的酒鬼丈夫，或者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父亲。
他们的暴力往往是无序的、混乱的，心情不好便拳脚相加，把妻儿当成出气筒。
那种案子，因果关系简单粗暴，伤情鉴定一摆，直接判就行。
但姜瑜蓉这个案子，不一样。
这是一种基于极度重男轻女观念下的“规则虐待”，主要侧重于精神控制，暴力往往呈现规则性。
这家人打孩子，不是因为喝多了，也不是因为输了钱。
而是因为“你没给哥哥洗袜子”、“你没把饭做好”、“你竟然敢顶嘴”。
暴力，成了他们维持家庭畸形秩序的工具。
在姜大勇和刘翠芬的认知里，这不是虐待，这是“家法”，是“管教”。
这种案子最难办的地方就在于界限模糊。
如果是普通的管教过当，比如孩子偷钱被打了一顿，顶多算教育方式不当，很难上升到刑事层面的“虐待罪”。
如果今天被告席上坐着哪怕一个稍微懂点行的律师，只要咬死一点“父母文化水平低，不知下手轻重，初衷是为了教育孩子改掉坏毛病”，再稍微卖卖惨，挤几滴眼泪，把那些殴打行为包装成“恨铁不成钢”。
那么，这个“虐待罪”，大概率会被辩成“家庭纠纷”，最后如果不构成轻伤以上，顶多也就是个治安拘留，甚至可能调解了事。
毕竟，“父母管教子女天经地义”这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特别是在临安县这种小地方更加可怕。
法律条文是冰冷的，但司法实践却是复杂的。你很难去指证每一次巴掌到底是纯粹的恶意伤害，还是愚昧的管教手段。
柳吴梅在心里叹了口气。
如果真请了律师，这官司姜瑜蓉想赢可不容易。
可惜，或者说万幸。
这家人太傲慢了。
傲慢到连个法律咨询都不愿意做，就这么大摇大摆地选择了“自辩”。他们把这里当成了自家的炕头，以为只要嗓门大，就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这种法盲式的自信，就是姜瑜蓉最大的胜算。
只要原告稳住，胜算还是不低的。
柳吴梅收回思绪，调整了一下坐姿，目光变得锐利起来。
“原告陈述完毕。”
“现在，由被告方发表答辩意见。”
她看向被告席那几个还在嘀嘀咕咕的人，声音清冷。
“针对原告起诉你们虐待、敲诈勒索的指控，你们有什么要反驳的？或者有什么证据要提交的？”
被告席上，一阵死寂。
姜大勇挠了挠稀疏的头顶，一脸茫然地看向旁边的儿子。
“啥意见？啥叫答辩？”
他压低声音问姜建云：“这法官是不是又想给咱下套？”
姜建云虽然也是个半吊子，但好歹知道大概意思。
他有些不耐烦地推了推他爹：“就是让你反驳！那个小……那个姜瑜蓉刚才不是骂咱吗？你得骂回去！说她是胡说八道！”
“哦！这我懂！”
姜大勇恍然大悟。
骂架嘛，他在村头就没输过。
他清了清嗓子，双手撑着桌子，努力让自已看起来像个一家之主。
“法官，那个什么狗屁辩护意见，我没有！”
“我就一句话！”
姜大勇指着姜瑜蓉，唾沫星子乱飞：“我是她爹！”
“老子打闺女，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就算打死了，那也是她命不好，投胎没投对！哪有当闺女的把亲爹告上法庭的道理？”
“这要是放在旧社会，这种不孝女是要被沉塘的！”
“我管教她，那是为她好！怕她出去学坏！怎么就成虐待了？我给她吃给她